《南齐书》，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合五十九篇，梁萧子显撰。始江淹已为十志，沈约又为《齐纪》，而子显自表武帝，别为此书。臣等因校正其讹谬，而叙其篇目，曰：
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闇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
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为治天下之本，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冶天下之具。而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迹邪？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本末先后，无不白也。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则方是之时，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执简操笔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殁数千载之后，秦火之馀，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掇拾，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亦岂少哉！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俊伟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
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岂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数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暧味，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岂可忽哉！岂可忽哉！
臣恂、臣宝臣、臣穆、臣藻、臣洙、臣觉、臣彦若、臣巩谨叙目录昧死上。[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