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東海諸英俊問：“出韻詩，唐人多有之，而王麟洲極以為非，何也？”答曰：“出韻必是起句，起句可用仄聲字，出韻何傷？蓋起句不在韻數中，故一絕止言二韻，一律止言四韻。如《滕王閣詩》，本是六韻，而序云：‘四韻俱成。’以‘渚’、‘悠’不在韻數中故也。”
又問：“和詩必步韻乎？”答曰：“和詩之體不一：意如答問而不同韻者，謂之和詩﹔同其韻而不同其字者，謂之和韻﹔用其韻而次第不同者，謂之用韻﹔依其次第者，謂之步韻。步韻最困人，如相毆而自縶手足也。蓋心思為韻所束，于命意布局，最難照顧。今人不及古人，大半以此。嚴滄浪已深斥之。而施愚山侍讀嘗曰：‘今人只解作韻，誰會作詩？’此言可畏。出韻必當嚴戒，而或謂步韻思路易行，則陷溺其心者然也。此體元、白不多，皮、陸多矣，至明人而極。”
又問：“初、盛、中、晚之界云何？”答曰：“三唐與宋、元易辨，而盛唐與明人難辨。讀唐人詩集，知其性情，知其學問，知其立志。明人以聲音笑貌學唐人，論其本力，尚未及許渾、薛能，而皆自以為李、杜、高、岑。故讀其詩集，千人一體，雖紅紫雜陳，絲竹競響，唐人能事渺然，一望黃茅白葦而已。唐、明之辨，深求于命意布局寄托，則知有金矢之別﹔若唯論聲色，則必為所惑。夫唐無二盛，盛唐亦無多人﹔而明自弘、嘉以來，千人萬人，孰非盛唐？則鼎之真贗可知矣。晚唐雖不及盛唐、中唐，而命意布局寄托固在。宋人多是實話，失《三百篇》之六義。元詩猶在深入處。明詩唯堪應酬之用，何足言詩？”
又曰：“下手處如何？”答曰：“姑言其淺處。如少陵《黑鷹》、曹唐《病馬》，其中有人﹔袁凱《白燕》詩，膾炙人口，其中無人，誰不可作？畫也，非詩也。空同云：‘此詩最著最下。’蓋嫌其唯有丰致，全無氣骨耳。安知詩中無人，則氣骨丰致，同是皮毛耶？”又問：“唐人詩，盡如《黑鷹》、《病馬》否？”答曰：“不能。崔鴛鴦、鄭鷓鴣，皆以一詩得名，詩中絕無二人，有志者取法乎上耳。”
諸君因以拙作相質。答曰：“眼見易遠，下足處必近，后人何敢與古人同日語耶？”諸君相逼不已。答曰：“拙草名托物，非詠物也。如《蜂詩》云：‘利劍行空猶俠客，細腰成病似詩人。’《燈花》云：‘脂浮初夜根無托，灺落三更子不成。’《落花》云：‘來歲東皇別造蕊，不曾容汝復青枝。’其中有不佞在。無手病，有賢子，不處革運者，不得作此語也。”諸君又曰：“同朋發矢，方知中的與否，煩君亦作《白燕》詩見示。”偶爾妄言，撞此禍事，袁公必大笑于前，吾兄必大笑于今矣。
問云：“今人忽尚宋詩如何？”答曰：“為此說者，其人極負重名，而實是清秀李于鱗，無得于唐。唐詩如父母然，豈有能識父母更認他人者乎？宋之最著者蘇、黃，全失唐人一唱三嘆之致，況陸放翁輩乎？但有偶然撞著者，如明道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忠厚和平，不滅義山之‘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矣。唐人大率如此，宋詩鮮也。唐人作詩，自述己意，不必求人知之，亦不在人人說好﹔宋人皆欲人人知我意﹔明人必欲人人說好，故不相入。然宋詩亦非一種，如梅聖俞卻有古詩意，陳去非得少陵實落處。不知今世學宋詩者，尊尚誰人也？子瞻、魯直、放翁，一瀉千里，不堪咀嚼，文也，非詩矣。”
又問：“詩與文之辨？”答曰：“二者意豈有異？唯是體制辭語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飯不變米形，酒形質盡變﹔啖飯則飽，可以養生，可以盡年，為人事之正道﹔飲酒則醉，憂者以樂，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凱風》、《小弁》之意，斷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詩其可已于世乎？”
又問云：“人謂作詩須合于《三百篇》，其說如何？ ”答曰：“未卵而求時夜，耳食者之言也。尚未識唐人命意遣辭之體，而輕言《三百篇》，可乎？且《三百篇風》與《雅》、《頌》異，變與正異，宋注與漢注異，仆實寡學，不敢妄說。如少陵《玄元廟詩》，誰人做得？尚只是變雅耳。卑之無甚高論，嚴絕宋、元、明，而取法乎唐，亦足自立矣。如楊妃事，唐人云：‘薛王沉醉壽王醒。’宋人云：‘奉獻君王一玉環。’豈直金矢之界而已哉？使其作《凱風》《小弁》，必大詬父母矣。余所見《三百篇》僅此，餘實不能測也。《苕溪漁隱》曰：‘彼時薛王之死已久。’史學善矣，不必如是責酒以飽也。宋人長于文，而詩不及唐，三體不能辨。”
又問：“宋、明之界云何？”答曰：“宋人不可輕也。宋詩如三家村叟，布袍草履，是一個人。明詩土偶蒙金。昨日已言之矣。唐人死話亦活，實話亦虛，明人反是。如‘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六宮處處如秋水，不獨長門玉漏長’，未見有几篇也。”
又問：“丈丈何故舍盛唐而為晚唐？”答曰：“二十歲以前，鼻息拂云，何屑作中晚耶？二十歲以后，稍知唐、明之真偽，見盛唐體被明人弄壞，二李已不堪，學二李以為盛唐者，更自畏人，深愧前非，故舍之耳。世人誰敢夸大步？士庶不敢作卿大夫事，卿大夫不敢作公侯事。自分稷、咼自許，愛君憂國之心，未是少陵，無其心而強為其說，縱得遣辭逼肖，亦是優孟冠裳，與土偶蒙金者何異？無過奴才而已。寒士衣食不充，居室同于露處，可謂至貧且賤矣，而此身不屬于人。刁家奴侯服玉食，交游卿相，然無奈其為人奴也。二李、刁家奴，學二李者又重儓矣。”又問：“學晚唐者，寧無此過？”答曰：“人于詩文，寧無乳母？脫得攜抱，便成一人。二李與其徒，一生在乳母懷抱間，腳不立地，故足賤也。誰人少時無乳母耶？”
又問：“唐詩亦有直遂者，何以獨咎宋人？”答曰：“世間龍蛇混雜，誠是淆訛公案也。七律自沈宋以至溫李，皆在起承轉合規矩之中。唯少陵一氣直下，如古風然，乃是別調。白傳得其直遂，而失其氣。昭諫益甚。宋自永叔而后，竟以為詩道當然，謬引少陵以為據﹔而不知少陵婉折者甚多，不可屈古人以遂非也。且唐人直遂者亦不止少陵，皆少分如是，非詩道優柔敦厚之旨亦然，唯一嘆耳！”
又問：“少陵七律異于諸家處，幸示之。”答曰：“如‘劍外忽傳收薊北’等詩，全非起承轉合之體，論者往往失之。于‘吹笛關山’篇，則曰次聯應前首‘風’字‘月’字，三聯嘆美，有何關涉？不知此前六句皆興，末二句方是賦，意只在‘故園愁’三字耳。論者謂‘蓬萊宮闕’篇，首句刺土木，次句刺禱祠，次聯應首句，三聯應次句。有何關涉？不知此詩全篇皆賦，前六句追述昔日之繁華，末二句悲嘆今日之流落耳。更有異體如‘童稚情親’篇，只須前半首，詩意已完，后四句以興足之。去后四句，于義不缺﹔然不可以其無意而竟去之者，如畫之有空紙，不可以其無樹石人物而竟去之也。義山‘人生何處不離群’篇，前有后無，錢似此篇，故題曰：《杜工部蜀中離席》，乃擬此篇而作也。義山初時亦學少陵，如《有感》五言二長韻可見矣，到后來力能自立，乃別走《楚辭》一路，如《重感》七律，亦為‘甘露之變’而作，而體格迥殊也。介甫謂義山深有得于少陵，而止贊‘雪嶺未歸’一聯，是見其煉句，而未見其煉局也。又唐人七言絕句，大抵由于起承轉合之法，唯李、杜不然，亦如古風浩然長往，不可捉摸。此體最難，宋、明人學之，則如急流小棹，一瞬而過，無意味也”
又問：“嚴滄浪之說詩，耑貴妙悟，如何？”答曰：“作詩者于唐人無所悟入，終落宋、明死句。貴悟之言是也，但不言六義，從何處下手而得悟入？彼實無見于唐人，作玄妙恍惚語耳。且道理之深微難明者，以事之粗淺易見者譬而顯之。禪深微，詩粗淺，嚴氏以深微者譬粗淺，既已顛倒﹔而所引臨濟、曹、洞等語，全無本據，亦何為哉？”又告之曰：“唐人精于詩，而詩話則少﹔宋人詩離于唐，而詩話乃多。今人拘于宋人之說詩，而不問其與唐人違合，莫不稱王稱伯，狐魅后學，使尊奉己說﹔學之者亦尊奉一先生之言，如聖經王律，愚何人而敢為此？諸君皆智慧絕人，當自取法乎上。唐人數百家，各有能事，非鄙朽一人所能盡測也。已前所說，不過我心所見者云爾，非唐人止于此也。諸君當屏絕宋以后議論，細讀唐人之詩，自必深有所得﹔不獨王、李、鐘、譚以己意判唐人者不足道，即鄙朽以唐人論唐人者，亦不足道。且人之學問，莫非以楔出楔﹔前去者是楔，后入者獨非楔乎？唐人多有不合于漢、魏者，何況《三百篇》？‘功德天黑暗，女寸步不離’，堅守唐人之詩，猶是金屑在眼，后人之說，亦何為哉？至于羔雁應酬之用，則明人自有炬矱，可稱當行作家，‘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也。”
諸君又曰：“《三百篇》之意渺矣，請更詳言之。”答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發乎情，止乎禮義。所謂性情也。興、賦、比、風、雅、頌，其體格也。優柔敦厚，其立言之法也。于六義中，姑置風、雅、頌而言興、賦、比，此三義者，今之村歌俚曲，無不暗合，矯語稱詩者自失之耳。如‘月子灣灣照九州’，興也。‘逢橋須下馬，有路莫登舟’，賦也。‘南山頂上一盆油’，比也。行之而不著之者也。明人多賦，興、比則少，故論唐詩亦不中竅。如薛能云：‘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見唐室之不可扶而悔入仕途，興也。升庵誤以為賦，謂其譏薄武侯。義山云：‘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言云表露未能治病，何況神仙？托漢事以刺憲、武，比也。于鱗以為宮怨，評曰：‘望幸之思悵然。’呂望何等人物？胡曾詩云：‘當時未入非熊夢，几向斜陽嘆白頭。’非泳古人，乃自況耳。讀唐詩須識活句，莫墮死句也。”
又問：“命意如何？”答曰：“詩不同于文章，皆有一定之意，顯然可見。蓋意從境生，熟讀《新舊唐書》、《通鑒》、稗史，知其時事，知其處境，乃知其意所從生。如少陵《麗人行》，不知五楊所為，則‘丞相嗔’之意沒矣。‘落日留王母’之刺太真女道士亦然。馬嵬事，鄭畋云：‘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與少陵‘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正同。此命意之可法者也。”
又問：“布局如何？”答曰：“古詩如古文，其布局千變萬化。七律頗似八比：首聯如起講、起頭，次聯如中比，三聯如后比，末聯如束題。但八比前中后一定，詩可以錯綜出之，為不同耳。七絕，偏師也，或斗山上，或斗地下，非必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者也。五律氣脈須從五古中來，初盛皆然，中唐鮮矣。明人多以七律餘材成之，是以悉不足觀。五絕最易成篇，卻難得好。五古須通篇無偶句，漢、魏則然，晉、宋漸有偶句，履霜堅冰，至唐人遂成律。明之選唐詩者，‘中原還逐鹿’、‘秋氣集南澗’皆置古詩中，盲矣。”
問曰：“丈丈于唐詩，皆如義山《無題》之見作者意乎？”答曰：“是何言歟？安可淺視唐人也？茅塞之心，有見者，有不見者，有疑者。其見者，如韓偓《落花》云：‘眼尋片片隨流去’，言昭宗之出幸也。‘恨滿枝枝被雨侵’，言諸王之被殺也。‘縱得苔遮猶慰意’，望李克用、王師范之勤王也。‘若教泥汙更傷心’，恨韓建之為賊臣弱帝室也。‘臨階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綠陰’，悲朱溫之將篡弒也。明人云：不讀大歷以后一字。其所自作，未有命意如晚唐此詩之深遠者也，可易言初盛哉？疑者不可枚舉，止就致堯言之。如‘動天金鼓逼神州’一律，觀其起句及‘杜郵’、‘鳳池’，酷似李茂貞兵犯京師，天子賜宰相杜讓能死，代其姬人之作，而題又絕不相近。白傳挽元微之云：‘銘旌官重威儀盛，騎吹聲繁鹵簿長。后魏帝孫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陽。’此詩有似具文見意。‘具文見意’，乃杜元凱《左傳序》之言，謂但紀其事，不著議論而意自見。周伯弓以王建‘五色云中駕六龍’后二首卻哀惜當之。此所不同者，極其褒美，無哀惜之義，即似譏刺，然與平生交情不合故也。”
又問﹔“‘小犬隔花空吠影’，意何所指？”答曰：“太祖破陳友諒，貯其姬妾于別室，李善長子弟有窺覘者，故詩云然。李、高之得禍，皆以此也。”
又問：“施愚山所謂今人只解作韻者若何？”答曰：“每得一題，守住五字，于《韻府群玉》、《五車韻瑞》上，覓得現成韻腳子，以句輳韻，以意輳句，扭捻一上，自心自身，俱不照管，非做韻而何？陷溺之甚者，遂至本是倡作，亦覓古人詩之韻而步之，烏得不為愚山所鄙哉？古詩不對偶，不論粘，不拘長短，韻法又寬。唐律悉反之，已是束縛事。若又步韻，陶、謝、李、杜，無以措手。”
又問：“金聖嘆謂唐詩必在第五句轉，信乎？”答曰：“不盡然也。如曹鄴‘荻花蘆葉滿汀洲，一簇笙歌在水樓。金管曲長人盡醉，玉簪恩重獨生愁。’于第二聯流水對中轉去。杜少陵律詩如古詩，難論轉處，而‘童稚情親’篇竟無后半首，何以曰第五句轉乎？起承轉合，唐詩之大凡耳，不可固也。”
又問曰：“丈丈極輕二李，與牧齋之論同乎？”答曰：“渠論于鱗者盡之矣，空同猶有屈處。于鱗才本薄弱，而又學問淺，見識卑﹔空同唯是心粗氣浮，橫戴少陵于額上，輕蔑一世，是可厭賤。若其匠心而出，如‘臥病一春違報主，啼鶯千里伴還鄉’，上句敘坐獄，得昌黎‘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造語之法﹔下句言人情涼薄，從《楚辭》‘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而來，豈餘人所及？以此詩情事，用不著少陵，只得匠心而出，所以優柔敦厚，深入唐人之室。若平生盡然，豈右涯量也？謝茂秦于明人中最不落節，而全集中無此深入處。觀其所以教王、李諸公學唐人者，不過聲色邊事，見處可知。仲默才最秀，亦以見處不深，用于摹擬，入目燦然，吟泳即如嚼蠟。鳳洲日出萬言，不暇用心，何以能佳？中郎欲翻王、李，而力有不逮。至于鐘、譚，直是兒童之見，何足言詩？”
又曰：“請將風、雅、頌，再詳細言之。”答曰：“《離騷》出于變風、變雅。唐人大抵宗之，不可具述。如‘明堂聖天子，月朔朝諸侯’、‘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淚，白首一窮鱗’、‘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盛唐人《早朝》諸篇，不可謂非《二雅》之遣音也。少陵《玄元廟詩》，極似《頌》體，而《頌》乃稱道老君功德于宗廟中，此詩多諷刺，體似《頌》而意非也。今世用于宗廟中者，皆是元曲宮調，難以詩言，此義置之可也。”
又問：“《尚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則詩乃樂之根本也。樂既變而為元曲，則詩全不關樂事﹔不關樂事，何以為詩？”答曰：“古今之變難言，夫子云：‘《雅》、《頌》各得其所。’則《三百篇》莫不入于歌喉。漢人窮經，聲歌、意義，分為二途。太常主聲歌，經學之士主意義，即失夫子《雅頌》正樂之意。而唐人《陽關三疊》，猶未離于詩也。迨后變為小詞，又變為元曲，則聲歌與詩，絕不相關矣，尚可以《尚書》之意求之乎？詩在今日，但可為文人遣興寫懷之作而已。漢人五言古詩，平淡高遠，而樂府則濃譎吞吐﹔意者樂府入歌喉，而古詩已是遣興寫懷之作也。古今事變不能窮究矣。”
問：“《焦仲卿妻》在樂府中，又與餘篇不同，何也？”答曰：“意者此篇如董解元《西廂》、今之數落《山坡羊》，乃一人彈唱之詞，無可考矣。”
問：“詩唯情景，其用處何如？”答曰：“《十九首》言情者十之八，敘景者十之二。建安之詩，敘景已多，日甚一日。至晚唐有清空如話之說，而少陵如‘暫往北鄉去’等，卻又全不敘景。在今卑之無甚高論，但能融景入情，如少陵之‘近淚無干土，低空有斷云’﹔寄情于景，如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哀樂之意宛然，斯盡善矣。明人于此，大不留心，所以無味。”
問：“三唐變而愈弱，其病安在？”答曰：“須在此處識得唐人好處，方脫二李陋習。《左傳》一人之筆，而前則典重，后則流麗，所托者然也，豈必前高于后乎？三唐人各自作詩，各自用心，寧使體格稍落，而不肯為前人奴隸，是其好處，豈可不知，而唯舉其病？楊、劉學義山而不能流動，竟成死句。歐、蘇學少陵，只成一家之體，尚能自立。至于空同，唯以高聲大氣為少陵﹔于鱗，唯以皮毛鮮潤為盛唐，其義本欲振起中晚，而不知全無自己，以病為樂也。然在今日，遂為不祧之祖，何也？事之關系功名富貴者，人肯用心。唐世功名富貴在詩，故唐世人用心而有變，一不自做，蹈襲前人，便為士林中滯貨也。明代功名富貴在時文，全段精神，俱在時文用盡，詩其暮氣為之耳。此間有二種人：一則得意者不免應酬，誤以二李之作為唐詩，便于應酬之用﹔一則失意者不免代筆，亦唯二李最便故耳。”
問：“六朝詩，多有本非詩人，偶然出句即絕佳者。唐人不然，何也？”答曰：“六朝體寬無粘，韻得葉用，粘綴但情真意切，得句即佳。故‘城上草’一篇，止十三字，而意味無窮。唐詩法嚴，非老于此工能之至者不佳也。此實唐詩難于古詩處，耳食者是古非唐耳。”
問：“古詩如何？”答曰：“以文譬之，脫盡時文，方可入古文門庭。鄙人未嘗于此有苦心，焉敢妄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