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　言

　　号称「同治中兴」的清穆宗朝(一八六一～七四)，计历时十三年六个月。在这一朝「实录」中所见有关台湾的大事，一为初年的戴潮春事变，一为末年的日兵侵犯琅事件。此外，另有几件涉外案子以及福州船厂等事。兹就各事的先后，分别略加说明。
　　(一)戴潮春事变　戴潮春字万生，彰化人(原籍福建漳州龙溪)。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招集党羽，称天地会，假名团练。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三月间，官府严治会党，潮春等辄举事发难，占领彰化县城，戕杀镇、道等官员，称帅称王。各地附从份子，亦纷纷兴起。后经巡道丁曰健、提督林文察、总兵曾玉明等统兵攻剿，直至四年(一八六五)才次第平定。就清代台湾历次重大的事变而言，这是第三次(第一次为康熙六十年朱一贵事变，第二次为乾隆五十二年林爽文事变；如以道光十二年张丙事变合计，应为第四次)，而其延续的时间较以往各次为久。当戴潮春起事之前，正太平天国势力扩展至浙江的时候，由于闽浙总督兼辖关系，曾募台勇援浙。迨戴潮春变乱形成以后，清廷又有「各营台勇闻变，不无内顾，诚恐别生事端」的困惑。直至三年(一八六四)六月间清兵攻陷金陵以后，太平天国的残馀力量转由江、闽边境延伸至海滨漳州地区。当四年(一八六五)之初，戴潮春虽被诛戮已及一年，其馀份子尚图挣扎；清廷又

有「漳州一带贼氛(按指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而言)尚炽，难保不勾结台湾匪类乘机煽惑」的顾虑。在军事指挥调度上，每把两事联在一起，不能截然划分；因此，关于这一事件所选的范围，亦较为广泛。至「戴案」是否与太平天国有关联，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姑持保留态度。
　　(二)福州设厂造船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六月，准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于福州设立船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嗣派沈葆桢总理船政，积极经理。八年(一八六九)冬，造成第一号轮船「万年青」驶赴天津验收；十年(一八七一)四月，署闽浙总督文煜等代奏第六号(赐名「镇海」)轮船开工，第七号改造兵船。同年十二月，虽有暂行停止之议；终于采纳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诸人之意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覆「未可惑于浮言，浅尝辄止」，准予续办。迨至十三年(一八七四)日兵侵犯琅，沈葆桢奏命巡台，由于军事需要，复奏准闽厂续行兴造得力兵船。这在当时图维「自强之计」的目标下，为兴办洋务之一端。虽非纯为台湾而设，究与其后筹办台防有关，因亦采辑及之。
　　(三)教案与安平事件(又称樟脑事件)　按自中英、中法天津及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允许外国人开埠通商与传教的结果，不时引起纠纷；台湾自不例外。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四月，凤山教堂被毁、教民被害，台湾府继之而起；七月，复有教堂捣毁之事

前后数起。同年，教案之外，又有樟脑事件。官吏在梧栖港没收英商怡记(Elles)洋行樟脑，并在鹿港袭击洋行代理人必麒麟(Pickering)；驻安平英国领事吉必勋(JohnGibson)便向其本国乞援，武官当(Gurdon)竟率兵登陆攻击守军。后经当局允予赔偿兵费，并缔订所谓「樟脑条约」。此外，另有九年(一八七０)因天津教案所引起的筹防措施，亦曾及于台湾。
　　(四)英、德(布)人合谋侵垦大南澳事件　台湾东部开发较迟，未加积极经营，时引起外国野心家的觊觎。德国商人美利士(James　Milisch)与英人名康(Horn)者勾结，计划前往苏澳大南澳开山伐木，垦荒经营。康于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带同洋人五、六名并雇用工匠一百馀人，在大南澳一带建筑土堡、盖造棚屋，伐取木材；经制止无效。翌年(一八六九)，美利士且亲往视察，积极开垦。先后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英、德两国交涉，始行离去。这事，在「实录」上仅有八年七月初一日上谕一道，别无所见。
　　(五)日兵侵犯琅事件　同治十年(一八七一)，中日订立通商条约，十二年(一八七三)四月，两国批准互换。在订约之初不久(十月十五日)，有琉球人六十六名因风漂至台湾南端，其中五十四名不幸被琅牡丹社先住民杀害，馀人由官府予以优恤，遣回琉球。日使(正使副岛种臣)至天津换约后，副使柳原前光曾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口头提出此案，探询意见，俨起以琉球宗主国自居；翌年(一八七四)三月，日人便藉口此案启衅，由西乡从道统兵侵犯琅。清廷即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桢至台相机筹办，交涉与防禦并行。日兵后以在台湾伤病甚重以及其他种种顾虑，终亦要求赔款了事。由于这一事件，引发此后台湾积极筹防的新契机；同时，亦已启二十年后台湾沦于日本殖民地之渐。(知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