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

　　这本「台湾通志」，曾经列为台湾研究丛刊第六四种(「台湾方志汇刊」卷九)印行．兹即以原刊之「弁言」删去几字，作为本书的「弁言」．
　　『关于方志的界说，迄无定论．因此，关于方志之围范，也就所见不一；有人认为「吴越春秋」也是方志，可见一斑．不过，如就近代官修方志的内容而论，这无异是一定地方的百科全书．它不但包含历史与地理，而且涉及习俗与艺文．这种地方单位的百科全书，在我们学习经济学的人看来，它是以农业生产为其背景的．它是农业生产发展至相当时期的产物．过去中国的农业生产较为发达，所以方志之盛也非世界各国所可企及．有清一代，刊印特多．据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清代共修方志四、六五五种、七六、八六０卷，创历朝未有之纪录．这半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半出于当局的蓄意提倡．但无论如何，方志不失为中国文化之一特徵，亦为前人遗给后世之一瑰宝．它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上，形成了重要的部分．不说别的，我们今天研究台湾的历史，就少不了当年的方志．所以，方志的价值是不可掩抹的．不过，由于社会的进步，到今天，方志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因为现代的学术贵乎专精，所以方志的地位就得重新检讨．这一变化，在我们学习经济学的人看来，自亦有其深远的社会基础；即与农工生产的基本

精神具有密切的关系；在此不想申论．至少无可否认：今天是「学术分科的时代」，不是「地方单位的时代」．例如方志的编辑，在过去，这可由一、二通儒负责经营；在今天，则一草一木，都得有专家的鉴定．今天祗有专家，已无所谓儒，更无所谓通儒．因此，今天还要像过去一样，各省、各县遍修方志，即使有此志趣，恐亦无此可能．先哲昭示后人迎头赶上，我们岂可固步自封？
　　『现在，由于「台湾研究」上的需要，我们拿清代官修的台湾方志汇集重刊．章学诚说：「志属信史」；而朱希祖则谓：「官书大都不足徵信」．所以如何利用官修方志，这就得凭各人的史观与鉴别了．
　　『本书是依据省立台北图书馆所藏的所谓「原稿本」标点排印的．「原本稿」既无序跋，又未署明纂修者的姓氏．据该馆编「台湾文献资料目录」：「台湾通志，四十卷，清蒋师辙、薛绍元纂，原稿本」．连横著「台湾通史」卷二四「艺文志」载：「光绪十八年，台北知府陈文騄、淡水知县叶意深禀请纂修通志，巡抚邵友濂从之．设总局于台北，以布政使唐景崧、巡道顾肇熙为监修，陈文騄为提调，通饬各属设局采访，以绅士任之．二十一年略成，续进总局，猝遭割台之役，戎马倥，稿多失散；其存者，亦唯断简而已」．日人伊能嘉矩著「台湾文化志」卷中第八篇「修志始末」则谓：至光绪二十一年三月间，通志已成稿十之六七......云云．林熊祥影印「清光绪台湾通志序」有

云：「割台后，此稿不知落于何人之手，携之以内渡．光绪三十三年，日人访知有此，由其驻福州领事以银一百五十元购得，送回台湾，藏诸台湾总督府图书馆」(按即现今省立台北图书馆)．
　　『以上是引述「台湾通志」纂辑的大概及所谓「原稿本」的来由与其收藏经过．
　　『但，蒋师辙实未曾参与纂修工作．按蒋氏(字绍由，江苏上元人)于光绪十八年二月应巡抚邵友濂之聘，于三月二十日抵台，至八月二十一日离去，留台仅六阅月(是年六月加闰)；初则襄校台南、台北试务，旋(四月)虽应通志局总纂约，惟因与当时志局提调陈文騄有所龃龉，迟迟未能开局，纂辑无由开展．蒋氏著有「台游日记」(「台湾文献丛刊」第六种)，详记留台始末．蒋国梁在跋文上谓其于「光绪壬辰应邵侍郎之招，修台湾通志，与某太守议不合......遂拂衣归」．所谓「某太守」，即指陈文騄而言．至于修志缘起及其进行情形，「凤山县志采访册」(「台湾文献丛刊」第七三种)卷首载有「采访事由」，颇有涉及，可供参阅．此须说明者一．
　　『又，「台湾通志」之名称有待商榷．所谓「原稿本」四０卷，实祗由于装订方便的区分．前半部疆域、物产、饷税、职官、选举、列传各部门编辑粗备，至其以下则属「素材」性质的一束资料而已．以此犹未完稿之汇抄本，似未可即以正式「通志」名之．此须说明者二．

　　『再，「原稿本」卷十九及二十系将「台东州采访修志册」收入，尤属不合体例．这一部分，已另抽出编印为「台东州采访册」单行本(「台湾文献丛刊」)第八一种)．此须明者三．
　　『又再，由于「原稿本」下半部全属资料性质，无法分门编目，惟有以「附录」形式刊列．因为这些资料大体可分两大类，前一类为有关武备之件，后一类为有关奖恤事项，因区分成「资料(一)」及「资料(二)」，并将各件标题详列，以便检索．此须说明者四．
　　『末了，尚须附带一提的；因为本书是所谓「原稿本」，显然很多地方还有待于整理，所以错字之类特别多(此次重印，颇有改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影印」的优点，也可看到「影印」的缺点．如果我们采取「影印」的方式，管它错不错，「一印到底」，既省费，又省事，别人更找不出你的错处．现在改为标点排印，那结果就适得其反．但是，我们为了责任心的驱使，为了要使青年读者易于阅读，我们仍旧采用标点排印的办法．像这本可说「错字百出」的书，我们明知道不可能拿这些错字一一校正，甚而至于我们明知道本身的标点也可能会有错误的地方；我们「权衡轻重」，还是这样做了．至于负责本书标点的，是新竹中学的赵制阳先生，我们对他的艰苦工作，表示谢意』．(周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