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郑芝龙受抚(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六)

　　熹宗天启七年六月，海寇郑芝龙等犯闽山、铜山、中左等处。
　　芝龙，泉州南安县石井巡司人也。芝龙父绍祖为泉州库吏，蔡善继为泉州太守。府治后衙与库隔一街相望。芝龙时十岁，戏投石子，误中善继额，善继擒治之，见其姿容秀丽，笑曰：『法当贵而封』，遂释之。
　　不数年，芝龙与其弟芝虎流入海岛颜振泉党中为盗。后振泉死，众盗无所统，欲推择一人为长，不能定，因共祷于天，贮米一斛，以剑插米中，使各当剑拜，拜而剑跃动者天所授也。次至芝龙，再拜，剑跃于地，众咸异之，推为魁。纵横海上，官兵莫能抗，始议招抚。以蔡善继有恩于芝龙，因量移泉州道，以书招之。芝龙感恩，为约降。
　　及善继受降之日，坐戟门，令芝龙兄弟囚首自缚请命。芝龙素德善继，屈意下之。而芝虎一军皆哗，竟叛去。六年春，遂据海岛，截商粟。闽中荐饥，望海米不至，于是求食者多往投之。七月，劫商民船，势浸大，其党攻广东海丰嵌头村以为穴。芝龙乃入闽，泊于漳浦之白镇，时六年十二月也。
　　巡抚朱一冯遣都司洪先春率舟师击之，而以把总许心素、陈文廉为策应。鏖战一日，胜负未决。会海潮夜生，心素、文廉船漂泊失道。贼暗度上山，诈为乡兵出先春后。先春腹背受敌，遂大败，身被数刀。然芝龙故有求抚之意，欲微达于我兵，乃舍先春不追，获卢游击不杀。又自旧镇进至中左所，督师俞咨皋战败，纵之走。中左人开城门求不杀，芝龙约束麾下，竟不侵扰。
　　警报至泉州，知府王猷知其详，乃曰：『芝龙之势如此，而不追、不杀、不焚掠，似有归罪之萌

　　　附录二　记荷兰人据台湾事(俞正变「癸巳类」一则)

　　万历中，台湾为日本倭所据。末年，荷兰红毛人自西洋来，欲据香山，不可，则据澎湖，又不可，乃南据美洛居及葛留巴。以鸦片烟诱葛留巴，葛留巴人俱臃腑不能动，役于荷兰。
　　既而荷兰聚集精锐，攻香山，战败，扬帆东走至澎湖。使人行重贿于福建巡抚，援意大里亚人居香山故事，以求澎湖必得。巡抚使人善谕之，则投日本于台湾，岁纳鹿皮三万，求台湾互市也。适日本倭居台湾者新奉天主教，遂许之，筑赤崁城以居，今安平镇是也。
　　荷兰既得地，即数数与日本倭搆争。倭既染其教，争不胜，尽属东去，愤甚，尽诛其人之习天主教者，并约束琉球。而荷兰据有台湾，置揆一王亦不汉东。
　　郑芝龙者，闽人也，为日本婿，家于台湾。日本之东归也，芝龙以舟楫人众横于海。大清顺治二年，芝龙自安平奉表降，其子成功逃入海。晚年，率舟师数百艘攻台湾，荷兰寡不敌，遂去而伺于葛留巴。台湾人犹有习其教者，曰「教册」，成功则尽除之。
　　康熙初，郑克塽降，廷议弃台湾。施琅力争曰：『是资荷兰也』！卒置郡县，功施至今。

　　　附录三　日本乞师记(黄宗羲「行朝录」一则)

　　明季海盗有周崔(鹤)芝者，福清人也。少读书不成，去而为盗于海。其人饶机智，尝往来日本，以善射名，与日本之萨摩岛主结为父子。日本三十六岛，每岛各有王统之。其所谓东京者，乃国主也；国主曰京主，拥虚位而已。一国之权，则大将军掌之；其三十六国王，则如诸侯之职。萨摩王于诸岛为最强，王与大将军为首尾。崔(鹤)芝既熟日本，故在海中无不如意。久之招抚，以黄华关把总稽察商舶。
　　乙酉秋，唐王隆武加水军都督，副黄斌卿驻舟山。其冬，崔(鹤)芝遣人至萨摩岛，诉中国丧乱，愿假一旅，以齐之存卫、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将军慨然约明年四月发兵三万，一切战舰、军资、器械，自取其国之馀资，供大兵中华数年之用。自长琦岛至东京三千馀里，驰道、桥梁、驿递、公馆，重为修辑，以待中国使臣之至。崔(鹤)芝大喜，益备珠玑玩好之物以悦之。参谋林籥舞(一作学舞)为使，期以四月十一东行。籥舞将解维，而斌卿止之曰：『大司马余煌书来曰：「此吴三桂乞师之续也」』！崔(鹤)芝怒而入闽。
　　福州既破，郑芝龙降。丁亥三月，崔(鹤)芝克海口、镇东二城，遣其义子林皋随安昌王至日本乞师，不得要领而还。
　　戊子，御史冯京第谋于黄斌卿，偕其弟黄孝卿往日本。至长琦岛，其王不听登陆。始有西洋人为天主教者，入日本作乱于其国。日本勒兵尽诛教人，焚其船于岛口，绝西洋人往来。于中衢置铜板，刻天主教像于其上以践踏之。囊橐有西洋一物，搜得必杀无赦。西洋人复以大舶载，来与日本为难

　　　后　记

　　「靖海志」四卷，系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之抄本。前三卷题「海盐彭孙贻羿仁氏著」，后一卷题「上海李延辰山补编」。彭孙贻约生于明天启、崇祯之际而卒于清康熙间；其生卒确年，一时未能检得。据姜亮夫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李延字辰山，上海人，生于明崇祯元年戊辰(一六二八)，卒于清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一六九七)。
　　此书用编年体记郑氏四世之事，起明熹宗天启七年丁卯(一六二七)，迄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一六八三)，凡五十七年。其自天启七年六月迄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正月之文字，多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六「郑芝龙受抚」相同；而自崇祯十七年三月迄康熙二十二年之文字，又多与阮旻锡「海上见闻录」相同。
　　「靖海志」与「明史纪事本末」稍异之处，在前者叙事较详于后者。兹举数例，以资比较：
　　丁卯(天启七年)六月条下，两书皆追叙郑芝龙往日行事。「纪事本末」只谓：『芝龙与其弟芝虎流入海岛颜振泉党中为盗』；而「靖海志」则先述芝龙为父所逐，偕弟芝虎随海舶往日本，娶妇生子；次述归途为海盗劫夺而入颜振泉党为盗；振泉死，芝龙继为渠魁。此「靖海志」详于「纪事本末」者一。

　　甲戌(崇祯七年)十二月熊文灿遣人招降海盗刘香老事，「纪事本末」云：『时文灿令守道洪云蒸、巡道康承祖、参将夏之本、张一杰往谢(谢字疑误)道山招刘香老，被执』；而「靖海志」则云：『时文灿令守道洪云蒸、巡道康承祖、参将夏之本、张一杰往潮州海角之道山，调集猺獞蛮黎与土汉诸军入海招降刘香老；不三日，香老诈降，两道两将皆被执入海』。此「靖海志」详于「纪事本末」者又一。
　　乙亥(崇祯八年)四月，两书皆记芝龙合粤兵击刘香老事。而「靖海志」历述芝龙诱杀香老遣来之党羽，并以家丁著来人衣甲，驾彼来船下海，诈云入夥，乘其不备，袭击香老。「纪事本末」则无此一段生动之记事。此又「靖海志」之详于「纪事本末」者也。
　　刘香老既败，「纪事本末」谓：『香老势蹙，自焚溺死，康承祖、夏之本、张一杰脱归』；而「靖海志」谓：『香老举火自焚，精锐皆尽；康承祖以老疾卒于海，夏之本、张一杰脱归』。则「靖海志」不仅叙事较详，且更确实矣。
　　按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成于清顺治十五年戊戌(一六五八)，远在彭孙贻撰「靖海志」之前，彭氏因得取其书之卷七十六以为蓝本略加增易。故「靖海志」中最初十八年閒之文字，除上述稍异者外，其语句多与「纪事本末」相同也。

　　「海上见闻录」所记之事几全见于「靖海志」，故两书文字多相同。然「靖海志」所记之事亦有为「见闻录」所无、或较「见闻录」为详者，故两书虽多相同，而又不全同也。
　　如「靖海志」于乙酉、丙戌(隆武元、二年、顺治二、三年)间，记郑芝龙骄恣跋扈之事实至多，而「见闻录」皆不载。
　　又如丙戌九月清兵入泉州，贝勒招降芝龙；芝龙不听诸人之谏而降清，遂中贝勒之计被挟北去。「靖海志」述此事至为详尽，长约七百字；「见闻录」叙述颇简，仅百馀字而已。
　　又如庚寅(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六月，「见闻录」曰：『成功杀定远侯郑联，并其军，建国公郑彩逃于南海，将佐多降』。「靖海志」记此事曰：『郑彩、郑联屯厦门，与芝鹏有隙。成功用施琅之策，以米千石饷郑联，欲袭取之。郑彩曰：『是毒药也！宜全军出避」。联不从。联建生祠于万石岩，十五夜，宴辖下诸将。二鼓后，成功将至，尽收其战舰兵卒，其将陈俸、蓝衍、吴豪等皆归成功。成功拨亲随兵守其衙。后月馀，芝鹏说成功置酒万石岩，夜归，伏甲于路杀之。时郑彩以舟师百馀艘逃于广东南海之间，成功遣人往请回岛，不遇而还。其部将杨朝栋、王胜、杨权、蔡新等来见，成功以朝栋为义武营、王胜管水师。彩飘泊数载，士卒星散，成功以书招之，遂回，后病死于

岛』。观此一事叙述，则知二书之文字颇有详略之别也。
　　按朱希祖先生于其所作「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序文中盛称阮旻锡『作史颇多直笔』，并举成功杀郑联事以为證，谓杨英撰实录，『既讳联之被杀，又讳彩之击走，文过饰非，毫无微辞』，不若阮氏『直书之而不讳』。然此仅就「从征实录」与「见闻录」比较论之也，若更以「见闻录」与「靖海志」相较，则知阮氏究为成功之故吏，故其书中于芝龙骄横跋扈之状既讳而不言，于芝龙归降于清及成功杀其族兄郑联事亦言之甚略。是阮氏之作史仍不免有所隐讳也。
　　己亥(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夏，郑成功出师长江。「靖海志」于此事记述颇详，计自六月十四日成功合张煌言诸军至焦山，迄八月十八日回师至浙江，叙述两阅月间作战经过，长达三千五百字；见闻录则仅千七、八百字而已。「录」记余新之败曰：『城中觇知余新懈怠无备，请副将梁化凤率兵夜出，从街坊居民舍中毁墙通道而袭其营。余新被擒，萧拱宸(辰)泅水而逃，全军覆没』。「志」记此事，则先之以关尚贤之亡入清军，报告虚实。其文曰：『二十一日，成功营将关尚贤犯令当斩，夜亡抵金川门，缒而入，尽以营中虚实告城中曰：「营中令双日尽解甲，明日又成功生日，诸将上寿，必置酒，若欲破敌，不出此日。营中地雷、伏弩、大炮、长枪，随鹿角以密布，无隙可入，必从中而起，出不意，始可破之」』。次乃述郎廷佐集诸将定谋，其文曰：『郎

廷佐集诸将谋曰：「成功营抱三门，中央神策门自明初塞之，近三百年，凿之出兵，直捣中坚，彼自溃矣」』。终乃记清军之攻与余新之败，其文曰：『昧爽，穴神策门，去其土石。梁化凤以所部五千人为前锋，关尚贤导之，升屋踰垣，直入先锋余新营。新兵不及甲而战，举火焚营，火器迸发，伤一二百人。化凤兵大呼奋击，营中大乱，生擒余新，萧拱辰泅水而逃，全军覆没』。据此片段之记述，已足见两书作者叙事能力之高低，又不仅详略之别也。
　　馀如癸卯(康熙二年)十月、十一月，清军并荷兰夷船与郑经舟师在金门、厦门之战役；甲辰(康熙三年)二月，清福宁总兵吴万福及靖南王耿继茂先后报称击破阮春雷、张煌言于长腰、东蚶等岛，七月张煌言被逮，九月就义；以及戊午、己未(康熙十七、八年)之际，沿海迁界之事；或为「志」有而「录」无，或为「志」详而「录」略。
　　考阮旻锡亦生于天启后期，享寿八十馀，卒年应在康熙四、五十年之间。是两书作者皆为同时人，而成书之先后不可知。今两书文字既多相同，则究系「靖海志」以「见闻录」为蓝本而加以增订欤？抑系「见闻录」以「靖海志」为蓝本而加以删削欤？
　　按阮氏为成功故吏，故其书称成功曰「赐姓」，称其子经曰「世藩」。「靖海志」之作者系以清人之语气作史，故称清朝曰「大清」、曰「我朝」，称清军曰「大兵」、曰「我兵」。两书立场，显然有别。然「志」于壬寅(康熙元年)三月条下记陈豹之事

曰：『豹短小精悍，号「三尺陈」，守南澳近二十年，许龙、苏利皆畏之，但骄傲专恣，数违藩令』；与「录」全同。以阮氏称郑成功之令曰「藩令」，理所当然；「靖海志」作者既以清人之立场作史，焉能称成功之令为「藩令」乎？因知「见闻录」原出阮氏手笔，「靖海志」录之而改语气。如「录」作「赐姓」，「志」则改为「成功」；「录」作「世藩」，「志」则改为「郑经」；「录」作「时赐姓谋举义」，「志」则改为「时成功往南澳募兵」；「录」作「提塘黄文自行在来，报称有旨诏成功入援」，「志」则改为「提塘黄文自广至，报请成功入援」；「录」作「赐姓以舟师进取南都」，「志」则改为「成功入寇长江」。然独于书陈豹一段文字中忘将「数违藩令」改为「数违成功之令」，遂贻吾人以可辨之机也(「靖海志」于顺治八年即永历五年辛卯正月记施琅对成功之言曰：『勤王、臣子职分，但琅昨夜一梦，似大不祥，乞藩主思之』。此为直接记载施琅之语，故「勤王」、「藩主」不必改易，与「数违藩令」之出于作者口吻不同)。
　　又按「从征实录」记辛卯春成功第一次南下勤王之经过，『正月初四日至南澳；二十七日自南澳开驾；二月至白沙湖；二十五日卯时开驾，遇飓风，几覆正副坐船；三月初十日至大星所，先令协将万礼截杀惠州援兵，继于十五日攻打所城，一鼓下之』。下文接叙中左所为清师袭破云：『是月(当是三月)，福省伪抚张学圣令泉虏马得光(功)、漳

虏王邦俊合师寇中左。……十四日，虏过中左，前冲镇阮引、后冲镇何德等水师不敌，而芝莞亦遁。太夫人同世藩弃其辎重，只携祖宗神主登舟。……二十二日，定国公遣郑德同周全斌到大星，报称三月十四日伪部院张学圣令泉虏马得光(功)、漳虏将王邦俊袭破中左』。「见闻录」记成功南下勤王云：『辛卯正月，成功至南海(澳)，以苏茂为左先锋代施琅。至白沙河，飓风大作。至天(大)星所，杀退思训(惠州)援兵，攻其城下之』。文中既未记明二月至白沙河、三月至大星所，则此诸事当在正月。下文接叙清师攻陷厦门及前大学士曾樱殉节，似此二事亦在正月。且下文又云：『三月初一日，清抚院张学圣同兴泉道黄澍渡海，见岛屿孤悬，波涛环绕，惊为绝地，即先引回；令知县张效龄安抚居民。初四日，马得功行牌于各乡居民，意欲据守』。尤足證厦门之陷在三月初一日以前。此皆与「从征实录」不相符合。「靖海志」记成功出师勤王，谓正月至南澳；二月至白沙河，遇飓风；三月至大星所，杀退惠州援兵，攻城下之。下文接叙清兵陷厦门与曾樱殉节，足见二事皆在三月。此与「从征实录」相合，不似「见闻录」所记时日之模糊。然「志」于叙此二事后，亦接述三月初一日之事，其文与上引「见闻录」之文全同。是「靖海志」究以厦门之陷与曾公之死在三月，抑在三月初一日以前？何以前后文自相矛盾？推原其故，则又由于「靖海志」以「见闻录」为蓝本而正其谬误，但又未能尽正其谬，遂致自相矛盾也。

　　又按两书所载月日、人名、地名，颇多参差；若以「从征实录」校之，则「志」所载者十九与「实录」合(参阅两书合校记)，尤足證「见闻录」之作在前而「靖海志」则就「见闻录」加以增订而成者也。
　　综上所述，似可判定两书之先后矣，然仍有可疑之点在。盖「见闻录」叙壬戌、癸亥(康熙二十一、二年)施琅征台之事，皆称琅曰「施将军」，作者口吻颇与前文不相类。尤可异者，是书于癸亥六月条下记施琅率『诸将进攻澎湖，刘国轩禦之；(清)提标蓝理等深入鏖战，海船齐出，已合围，施将军恐有失，急以坐驾冲入，内外合攻，敌小却，将军遂同七船随流而出』。此所谓「敌」者，乃指海兵而言。此段文字亦与「靖海志」大致相同。「志」称海兵曰「敌」不足异；原为成功故吏之阮氏而称海兵曰「敌」，则大可异矣！岂「靖海志」之作在先而阮氏删削其文以为「见闻录」欤？
　　按黄典权君所作郑成功史料专刊序：阮氏自甲辰(康熙三年)金、厦沦陷后即离开郑氏抗清阵营，故其「见闻录」于嗣后台湾事之记载颇多缺略。又据周凯「厦门志」引阮氏「击筑集」自序，知其丙午(康熙五年)入都、丁未(六年)返闽，旋又入都，戊申(七年)复自燕走豫；盖阮氏于脱离郑氏之后，大都放浪江湖，倘佯山水间也。且据陈俞侯所作阮氏「夕阳寮集」序文，知其与施琅有旧谊。故黄君以为「见闻录」记清师攻台之资料，即得之于施琅，故其口吻前后未能一致。果尔，则阮氏作史，殆又不免自

乱其例矣！
　　「见闻录」在清代并未刊行。民初，商务印书馆始自金山钱选之假得抄本，录副付印，列为「痛史」第十四种。「台湾文献丛刊」中之「海上见闻录」即据「痛史」本标点排印。惟其书误颇多，当时以无别本可校，只得姑仍其旧。兹幸获见中央图书馆所藏「靖海志」抄本，并承慨假录副，标点印行。因此书与「见闻录」之文字多同，故作「合校记」附于本书之后，以正前刊「见闻录」之失。又「靖海志」抄本末页残缺数行，即以「见闻录」之文补之。
　　「靖海志」首数页之文字多与「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六「郑芝龙受抚」一篇相同又俞正变「癸巳类」中有记荷兰人据台湾事一则，黄宗羲「行朝录」中有记周鹤芝、冯京第、阮美等先后通倭事一则，并列为本书附录，以便参阅。(百吉)

　　　「靖海志」及「海上见闻录」合校记

　　　　　　记中「靖海志」简称曰「志」，「海上见闻录」简称曰「录」。录之页行数系据本丛刊第廿四种刊本。
　　「录」一页一四行『吏部黄道周』，「志」作『礼部尚书黄道周』。按「明史」卷二百五十五本传，道周在福王时『拜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又按「明纪」卷五十九，道周在唐王时『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此处当作『礼部尚书』。
　　「录」二页六行『陈豹为忠勇伯』，「志」作『忠勇侯』。按夏琳「闽海纪要」、「海纪辑要」及杨英「从征实录」皆作『忠勇侯』。
　　乙酉(顺治二年、弘光元年)闰六月，唐王即位于福州，改元隆武。按「明纪」曰：『改七月以后为隆武元年』，故「志」以丙戌(顺治三年)为『隆武二年』。「录」三页首行谓是年『海上称隆武元年』，与「志」异。
　　「录」三页八行『将移关，守将陈秀、郭曦投降，而仙霞无一守兵矣』，「志」作『时杉关守将陈秀、陈曦投降，而仙霞关无一守兵，寂如也』。按杉关在今江西省黎川县东七十里杉岭上，为闽赣往来通道。
　　「录」四页四行『乘舟遣兵攻其舟』，「志」作『乘夜遣兵攻其舟』。
　　「录」四页六行『京中命王大人、陈锦、佟国器、李率泰督兵至』，「志」作『朝中命三大人陈锦、佟国器、李率泰督兵至』。
　　「录」四页九行『以龚有桢为县令』，「志」作『洪有桢』。
　　「录」四页一一行『陷大昌，攻顺昌、将乐』，「志」作『陷大田，攻顺义、将乐』。按福建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