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庭珍（1841～1903），字小园、筱园，号诗隐，清云南石屏人。光绪元年（1875）举人。著有《穆清堂诗钞》八卷、《筱园诗话》四卷。施有奎评其诗云：「筱园无书不读，古今文皆其所长，其困于场屋，非文之咎也。究令以诗校士，筱园亦岂能持古法与今之世争胜负哉。」陈灿亦曰：「筱园沉酣古籍，阅历世变，明达治体，卓卓有吏才。每与谈时务大略，辄洞中窾要。」 兹以光绪十三年（1887）《穆清堂诗钞‧抱膝后集》原刊本中与台湾相关之诗作为底本，参照《中法战争文学集》、陈汉光《台湾诗录》编校。

觉罗庆颐，字石臣、诗臣，号绍伊，满洲正蓝旗人，盛京宗室。觉罗庆颐为同治十二年癸酉科举人，十三年署兵部郎中，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第三甲进士，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兵部郎中改任左庶子。

【生卒】：1842—? 【介绍】： 清末山东堂邑人。咸丰十年参加鲁西各县农民抗粮斗争。次年参加白莲教起事，领黑旗军，转战直隶、山东边界十多个州县，被清军包围投降。后又脱离清军，抗击清军僧格林沁，失败后，不知所终。

胡薇元，字孝博，大兴籍浙江山阴人。举人，四川知县。有《天云楼诗》。

1850—1920，字孝博，号诗舲、石林、壶庵，别号玉居士、七十二峰隐者。大兴（今北京）人，祖籍山阴（今浙江绍兴）。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三甲进士。其世祖胡文静为明代进士，官至光禄卿，赠都御史，祖、父皆仕清廷。乾隆时名满天下的大诗人“稚威先生”胡天游，即其叔高祖。胡薇元中进士后，出任广西天河知县，后改官四川宁远西昌，调重庆涪陵。光绪廿六年（1900年）后调陕西，后任陕西兴安（今安康）、凤翔、同州（今大荔）知府等，“一岁而遍历三辅，古无是也。循声满关中”。辛亥（1911年）后，被革命党拘禁二十多日，为满清守臣节不屈，作绝命诗明志。放归后潜蜀中，居前贤百梅亭旧宅，自称“百梅亭长”，有《壶庵五种曲》、《梦痕馆诗话》、《岁寒居词话》及影响巨大的《公法导源》等多部著作传世。他晚年定居、著述、讲学于四川犍为（今四川犍为），该地即《蜀都赋》“西逾金堤，东越玉津”一句中所言之“玉津”，故胡氏书房名曰“玉津阁”，文集亦以此名之，胡薇元暮岁久居巴蜀，为各界所尊崇，大抵卒于1920年前后。

同治辛未迄光绪庚辰，十年中京师诸老辈提倡风雅，𥒸砭老人吴县殷少宗伯尤一时宗匠，其时以词称者，冯梦华、熊鞠孙、江韵涛、姚贻孙、何诗孙，而玉津居士以深斛律吕，为公所激赏，故居士所为词大都经𥒸砭山房点定，与熊江两太史酬对为多。一日，公问白石道人歌曲旁行，自记音节，有能识之者乎。诸君默然，居士起对，以为曲工尺如厶之为合，黄钟也。マ之为四，大吕也。フ之为工，夷则也。〢之为凡，应钟也。久之为六，黄钟清也。以此类推，亦如琴谱之有鸠字等，乐工暗记之谱，非字也。盖自宋乐工燕乐有之矣。公大悦，以为凌仲子复生。居士尝言词分五音，如段安节谓商角同用，顾雨中花、玉楼春诸阕本押平韵，押入声则协，押上去则不可歌。本押仄韵，押上声则协，押入声则不可歌矣。古儒者如窦俨、王仁裕皆寀音以知世变古者，诗与乐合，后世诗与乐分，古人缘诗而作乐，后人倚调以填词，宫商之理未有以异也。是故词者所以济诗之穷而上承乐府之变也。居士之言如此，所为词无不协律，无生硬晦涩之音，天倪阁者，居士在都，与炳半聋论词所居龙树院之西簃也。 光绪辛巳秋，年愚弟李锡彬少林序于宣武城南之七十二夗央馆。

仆年十四，先慈汤太恭人授经余暇，示以高祖稚威徵君集，及太恭人自撰翠螺词集。始学为词，受律吕大指，最先提倡者，有蔡梅盦太史，汤秋史比部。逮游四方，蜀客则秦荐香、武抑斋，江左词人则姚贻孙、孙圣与、吕山农、冯耕渔，时相过从，无异埙篪之迭和也。今诸子或没或去，所与游者独吴郡顾丈子远，远翁谓诗亡而后词作，长短句合音之高下抑扬，以宣其气，三百篇楚辞汉铙歌莫不然，自苏李河梁，画以五言，不复入乐，得李太白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开其端，而后古者入律之源可溯，其意颇与仆合，中年以往，忧患寡欢，寄情骚𢜱，布帆江上，往来茕茕（枫注：原书字右边的旬字为乃+日字，疑为茕的异体字。），意有所儗，托之于音，不自料其萧憀也。 光绪二十有三年仲秋玉津居士胡薇元叙。

夜泊涪州，怀玉津师并题天倪阁词 弟子赵熙再拜 夜雪天倪阁，梅花涪上翁。曾陪尊酒绿，极眺晚霞红。江海三年别，乾坤万事空。移官慎吟帻，中泽有哀鸿。

昔仪征阮文达公抚浙日，选宋人词之协于音律者，命伶官谱工尺歌之，不能谐，凌教授仲子廷堪言，古乐与今乐中间尚隔燕乐一关，古雅乐以琴，燕乐以琵琶，今俗乐以三弦。琴之幺弦即琵琶之大弦，三弦又即琵琶四弦而去其弟一弦，由古及今，弦递小，声亦递高，其间递隔二韵，如琵琶用工字，三弦用上字调是也。今以俗乐工尺合宋词，宜其捍格，以燕乐合唐宋人词，斯叶矣。读玉津居士词，益信凌君燕乐考原之义，因悟毛西河以唐宁王宫中玉笛谱工尺推古乐是犹未知雅乐与燕乐之间耳。 辛丑十有一月望。旌德姻年愚侄吕贤楫谨跋于蓉城之啖蔗庐。

黄人(1866-1913)，字摩西，初名振元，字慕韩，一字慕庵。江苏昭文(今常熟)人。清诸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东吴大学堂成立，受聘为文学总教习。与庞树柏在苏州结三千剑气文社。辛亥革命作，闻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欲投而以疾未果，后突发狂疾卒。博学多才，世目为奇人。为南社社员。尝主编《小说林》杂志，与人合创国学扶轮社。工诗，专主才力，自号诗虎。亦工词，其奥如子，其怨如骚，其空寂如禅，其幽眇如鬼，其冶荡如素女。编有《国朝文汇》。有《石陶梨烟室诗》、《摩西词》。

黄人（一八六五—一九一三），原名振元，字慕韩，又字羡庵，号摩西，别署梦庵、野蛮、江左儒侠等，常熟人。曾任教于东吴大学。与庞树柏等组织“三千剑气文社”，后加入南社。编辑文学杂志《小说林》，创办杂志《雁来红》，对文学有创新思想及独到见解，长于诗词。有《摩西词》等。（黄人诗录入校正：顾青翎）

黄君慕庵，名振元，后更名人，昭文文村人也。父鲁斋，隐于贾，好黄老之学，撰《道家言》二卷。慕庵生而敏慧，读书目数行下。十六补学官弟子，为文章洋洋数千言，奇气溢纸，县中士大夫皆惊为奇才。慕庵不矜细行，昼则驰马为狭斜游，夜方读书，或弥月不寐，或一夕作诗数十篇。乡试不举，久之，始补廪膳生，既不得志于有司，终岁遨游，耗万金，乃至苏州为东吴大学教授，非其所好也。撰《中国文学史》，从语言、结绳、图画、音韵而有文字，从文字而有文学、金石学、韵学、小学、美术之类，从文学之肇始以至于极盛时代、华离时代，无所不详，草创十万言，欲有所修饰，未就而卒。慕庵口授鹤冲而笔之，举一书某卷某章云云，举书数十种，不一视元书，鹤冲因念古所称过目不忘者，慕庵庶几其人哉。其于书无所不读，好诵诗词及小说，今之名学、法律、医药之说，莫不穷究，其言庄子、佛经，闻者以为深于哲学者。尝遇章太炎于苏州，相与讲论数月，慕庵自以为不如，然以鹤冲所交之朋类中，诚未见如慕庵者也。其在东吴，鹤冲与共事三年，尝谓之曰：「君高谭雄辩，常屈座人，独惜君不事著述。」慕庵叹曰：「我日暮途穷，无能为也。」其为文，或谓似胡天游、龚自珍，然与鹤冲论文，则推唐甄为清代第一，而不悦方苞、汪琬。生平所为诗颇多，懒不自惜，稿多亡去，其词最工。晚年搜讨宋元以来工于词而不显者，得二百馀家，欲刻以传之，未果而病作，卒年四十有六。张鸿刻其词。 金鹤冲曰：慕庵流落以死，文词不显于世，与余交二十年，余是以述之。慕庵将死，病狂数月，生平珍藏书籍，手自撕毁。王文濡曰：「慕庵人奇，文奇，而死亦奇。」呜呼！死而称奇，其尤可悲也夫！（常熟金鹤冲撰）

蔡佩香（1867～1925），又作佩香，字梦兰，号南樵，又号南樵散人、南樵劫馀生、海外逋客、诗狂子、广莫散人。清台湾县（今台南市安平）人，出身当地望族，父执辈蔡向荣、蔡霞潭曾任职户部主事，叔父蔡霞标则任职刑部主事，府城士绅许廷光为其舅父。蔡佩香为光绪年间廪生，曾师事举人蔡国琳，日治后，师徒二人于明治三十三年（1900）联袂赴日观光。明治三十八年（1905）与连横于厦门合办《福建日日新闻》，共主笔政，不及一年即停刊返台。〖参考林德政〈连雅堂在大陆的活动〉，《传记文学》第七十八卷第五期，2005年11月。〗次年（1906）加入台南「南社」，并参与台湾总督府临时旧惯调查会之活动。明治四十年（1907）二月北上任《台湾日日新报》汉文记者，曾主笔「掬月楼诗话」专栏〖「掬月楼诗话」自1907年8月2日至1908年8月9日止，不定期刊于《汉文台湾日日新报》之「诗话」栏。〗。隔年（1908）五月因病南下台南医院疗养，八月退社，此后久居台南。大正十年（1921）六月任《圣心会会报》汉文记者，大正十三年（1924）十月入《台南新报》任记者。王松《台阳诗话》谓其「为人慷爽，不立崖岸，能文工诗」，老年后贫病益甚，惟吟咏自如。今蔡氏诗作据《台湾日日新报》、《汉文台湾日日新报》、《台南新报》、《南瀛佛教》以及王炳南之《南瀛诗选》、《潜园寓录》等报刊合集辑录编校，并依时间先后排序。〖生年据其诗〈三十八年初度自志〉（《台湾日日新报》，「词林」栏，1906年9月27日，第一版）及〈客邸除夕〉（《汉文台湾日日新报》，「艺苑」栏，1907年12月31日，第一版）一诗有句「卅九星霜鬓欲皤」推算。卒年据《台南新报》载三屋清阴〈哭蔡南樵〉（1925年8月7日）、《台湾日日新报》载罗秀惠〈故蔡佩香氏吊辞〉（1925年8月14日）。〗（许俊雅撰）

字诗荪，晚号松心，湘乡县雍睦乡潭台十都中冲牌（今潭市镇防严村）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7）进士，曾任国史馆誊录，奉天省辽南靖县知事，辽东怀德县知县之职，时任湖南省主席何键颂其“遗爱在民，德霈辽东”。于光绪三十一年（1906）辞官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明治法政大学。加入中国同盟会。重要著述有《明治维新三十年史》《日本政俗撷要》，被誉为：“二书，流播海内，祛部瀹知而华问亦益隆起，名公钜卿交章论荐。”后著《可愧篇》（与弟萧仲祁合著）等著作。回乡后屡积善德，生前为在建潭市“凌霄塔”宝塔题写塔名。一九三五年农历三月初二日病逝后，蒋介石、贺国光、岳森、何键、谭道源、陈克明等军政要人有题词及悼文悼唁。1963年其弟萧仲祁为其刊油印本《松心堂诗稿》。

吴庚（1870～1917），字少兰，号空山人，山西乡宁人，幼有神童之誉，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曾任陕西临潼县知县，后因世将乱而弃官归里，筑吾园以隐。

郑登瀛（1873～1932），又名学瀛，字十洲，号竹溪诗逸、北郭诗逸。竹堑（今新竹）人。为进士郑用锡曾孙。五岁丧父，由其母高氏抚育成人。少与刘景平、罗百禄同受业于高敬修，三人因才相埒、志相合，且皆善书法，人称「高门三杰」。早年曾经营酒厂，获利颇为可观。其后日人实施专卖制度，遭强行徵购，遂转而寄情书画于北郭园故宅。昭和六年（1931）「九一八事变」后，郑十洲将诗稿中涉及时局者全数烧燬。随后将子嗣三人分别送往北平、广州就读。昭和七年（1932）六月病逝，享年六十。〖参考张子文等《台湾历史人物小传：明清暨日据时期》，台北：国家图书馆，2003年12月。〗郑氏重性情，诗歌以抒情见长，张纯甫评云：「诗虽宗随园，而典赡乃类义山。」生平作品有《郑十洲先生遗稿》，由其女婿罗启源在民国五十六年（1967）排印出版，收录诗作一百一十首，多伤感与游兴之作，1992年由龙文出版社影印重刊。此外，尚有未出版诗稿《沧海遗音》、《扶桑寄生草》、《鸡肋杂录》、《北郭园小草》〖参考《新竹市志。人物志》，新竹：新竹市政府，1997年12月，页131〗。以下诗作据《沧海遗音》手稿本、《扶桑寄生草》手稿本〖编者按：由于《鸡肋杂录》与《北郭园小草》以行草书写，且多处涂改，极不易辨识，在此暂不收录。〗

郑登瀛（1873～1932），又名学瀛，字十洲，号竹溪诗逸、北郭诗逸。竹堑（今新竹）人。为进士郑用锡曾孙。五岁丧父，由其母高氏抚育成人。少与刘景平、罗百禄同受业于高敬修，三人因才相埒、志相合，且皆善书法，人称「高门三杰」。早年曾经营酒厂，获利颇为可观。其后日人实施专卖制度，遭强行徵购，遂转而寄情书画于北郭园故宅。昭和六年（1931）「九一八事变」后，郑十洲将诗稿中涉及时局者全数烧燬。随后将子嗣三人分别送往北平、广州就读。昭和七年（1932）六月病逝，享年六十。〖参考张子文等《台湾历史人物小传：明清暨日据时期》，台北：国家图书馆，2003年12月。〗

郑十洲（1873～1932），名登瀛，字十洲，号竹溪诗逸、竹溪诗隐。新竹进士郑用锡曾孙。工诗善书，少与刘景平、罗百禄同受业于高敬修，三人因才相埒、志相合，且皆善书，人称「高门三杰」。早岁创办酒厂，获利颇丰，嗣因日人实行专卖，强被收购，自此遂寄情吟咏书法，不治生产。　　郑氏生前诗稿因恐贾祸于子孙，自行将具有民族意识之篇什焚燬，《郑十洲先生遗稿》乃收录倖存诗作一百一十首及遗墨，先于民国五十六年（1967）八月，由郑氏女婿罗启源在台北排印出版，何汉津整理并序：「瓣香随园，先生虽主重性灵，专写性情，所为诗缠绵悱恻，百读不厌，然其愤时感奋之作，则慷慨激昂，可以廉顽立懦。」张纯甫亦评：「诗虽宗随园，而典赡乃类义山。」民国八十一年（1992）六月，台北龙文出版社再据此书重印问世。（杨永智撰）

吴芳吉（1896年—1932年），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坝人士，字碧柳，自号白屋吴生，世称白屋诗人（见《江津县志》），其才华灿烂夺目，与苏曼殊的俊逸才华前后辉映，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著名诗人。

顾佛影（1901-1955） 本名宪融，别号大漠诗人、红梵精舍主人。上海人。教授、诗词家。曾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曾师从陈蝶仙，与陈女小翠眷恋，然小翠终被迫与顾别，嫁浙江汤督军后人，生一女，数载即离异，独居终老。佛影亦终身未娶，与小翠唱和颇多。小翠临终，顾代焚其稿，保其清誉也。佛影妹顾飞，字默然，号默飞，擅书画、工诗词，黄宾虹女弟子，诗师从于钱名山，中国女子书画会的创办人之一，与小翠及周练霞、庞左玉、吴青霞、李秋君、陈佩秋、潘静淑、樊颖初、樊诵芬、顾青瑶、鲍亚晖、郁慕云、郁慕莲、郁慕洁等同为当时女子画会名画家。有《作诗百日通》、《元明散曲》、《红梵精舍女弟子集》、《大漠诗人集》等。

芮麟（1909-1965），字子玉，号玉庐，别号草鹿诗人。江苏无锡人，诗人、作家。无锡市郊大浮乡西林芮巷人。家境清贫。1929年毕业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1930年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早年从事社会教育和文学创作,任无锡县农民教育馆馆长、民众教育馆馆长。主要诗集有《玉庐诗稿》、《战时纪行诗草》、《莽苍苍行》等。

1914.5.28-2005.12.23，原名匡一，号“九一”，斋名笔帘留香处、五金屋、二象室、夜吟馆。江西修水人，生于安徽安庆。黄庭坚三十二世孙。五岁学颜、柳字贴，诵诗词。后学“二王”书。早年师从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王力等学界名宿，我国著名成就的者、教育家、书法家。他涉猎广泛，博览群书，在古文字研究、诗词创作、书画篆刻等诸多文化艺术领域都有着独特建树，被学术界称为“黄绮文化现象”。尤其在书法创作方面，独创“铁戟磨沙”体和“三间书”，“铁戟磨沙体”开创出“雄、奇、清、丽”之“中国北派书风”，“三间书”兼容并蓄，凛然独步，深受国内外书法爱好者的喜爱。1942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院，攻读古文字专业。1944年9月在昆明简师任教，1946年9月在安徽大学中文系任教，1950年8月在张家口工程学校任教，1951年3月在天津津沽附中任教，1951年8月在天津津沽大学任副教授，1979年12月在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任教授，1981年调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1988年任政协河北省第六届常委。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评为“省管优秀专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2002年当选为河北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名誉主席。河北省社科院顾问、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研究会理事、中国训诂学会学术委会、河北省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北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理事等。2005年12月23日17时，因重症肺感染、呼吸循环衰竭医治无效在石家庄逝世，享年91岁。

思越人·奉题黄绮兄词稿（丙戌五月） 罗庸 瘦石寒松带水云。每从枯澹见清新。分明半幅倪迂画，未许秾芳笔下春。 神散朗，骨嶙峋。冰弦移柱倍酸辛。人间岂有埋忧地，试典冯夷问海滨。

我和黄绮老友为金石文字之交行二十多年了。这金石之交的涵义，倒不仅局限于都有金石文字的爱好，更由于经历了颇不平凡的凄风紧雨而心颜未改。我们还有一点共勉的志趣，就是相约不愿做“书奴”和“词奴”。有时就被人误为“别调”或“异端”似的。我没有用自谦的借口，推让给蜚声词坛的耆宿们为之作序，而径然承担任务，或许就因为这点情绪的鼓舞。 词，应该说是唐宋时代出现的新诗，词的形式和意格后来随着时代而变动着，譬如她的音乐性，后来的填词家就很淡漠了。在格律上，又打破了习惯于五七言律绝的格律，填词家不得不就范于词律。就意格而言，象苏、辛、陈、陆，雄放恣肆，欧、晏、姜、张，清空婉约，不过发展到元明，已成颓势，虽然由于朱彝尊、张惠言力挽余波，但态势既成，很难再出古词家的牢笼。颇负—点勇气的郑板桥，书法和词格都不愿俯首前人，使乾嘉时代的选家，十分排斥他，认为不是倚声正格，可见创造者之难于举翼。 黄绮同志，写字和填词，是有一番勇气的。象许多词家一样，他也有过模仿的痕迹。这足每个词人必经的过程。诗人从年轻的时代起，就遭逢不幸，过着国破家亡、没宅浮家的生活，流徙辗转的生活激浪，把年轻的诗人冲到国统区的后方，生活的波涛，逼着他认识社会，接近人民，无法锁在书窗下做一个莫谈国事的大学生。人民的苦难，反功派的罪恶，大众化的语言，陶酿着这位词人的性格。诗人仰首夜幕和星空，经常发出绰约隐讳的词语，但也看出他在整个三十、四十年代中，运用各种寓言和寄托，写出了他的深切感受，在他的词笺上，濡染了多少辛酸和伯痕。 …… 春去依依三月恨，江流滚滚千家别。似今宵、星火乱孤城，看明灭。《今如昔·满江红》 在青年词家经受着“鼯鼠啼溪畔，风雨惊木末”的严冷岁月中，他向往着另一片新天地，在《归国谣》中，就流露出深情的向往和憧憬。 今夜月光堪掬。是我望乡遥目。月自识多情，为暗九衢灯烛。追逐。追逐。梦到人间西北。《上元·如梦令》 其心情是何等迫切，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终于没有进入解放区，只留下一片心曲于词上。读了黄绮老友的词，我以为他还是一个“传神写照”的能手，他词中的形象，真切而 生动，数笔勾画一个少女，简直呼之欲出： 幼妹含羞意。双靥点红偷眄睨。面藏阿母衣缘里。《新岁乡俗·蝶恋花》 写幼女的腼腆羞态，真是极尽情态。诗人总是多情的，词集中也录取了一部分恋情词，那是诗人青年时代的踪影片断，不可忘怀的青春记忆，虽然有时也只是“衣香鬓影太匆匆”的一现，也会被诗人抓住，留下永恒的温馨。 听。草上春眠梦亦青。相知处，休说与黄莺。《青·十六字令》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追索作者的情之所钟和恋之所系，来为李商隐式的无题强加注脚。我们丰要是欣赏作者的词采，感受他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所经过的青春忧郁和欢乐，纯真和炽烈！ 读了作者的词，我发现他是既能雅言，又善俚语的，“更将残瓣洗胭脂”、“红袖波中人隐约“，句法典雅而妙能出新；其以俚语入词者，“剩有女儿灶里藏，抢去抵租米”（《死活·卜算子》），“挑粪汉没生鼻子，推车夫没长耳朵”（《下情·沉醉东风》），好似苏东坡所不屑的“村语”了，所谓“街谈巷语皆入诗”，也能为作者用得妥、用得活。有时雅言俚语并举： 怜故土，砸圆盆。黄花移活竹篱根。西山暮绕残红水，秋雨马嘶冷国魂。《住龙泉镇司家营·鹧鸪天》 我认为其雅处不失为隽语，其白处老妪能解，这使我又想到作者为这两编词曲集的命名，来妄推一下诗人的立意。在古词中，韦庄曾有凋寄《归国遥》词，而词牌中亦有《归国谣》，作者舍“遥”取“谣”，是否即有以俚语入词的谦意，作者的《无弦曲》，怕也不仅是推演陶渊明的“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拿无弦琴陶写性灵，以为作者的自况吧？这是否表明诗人不愿永拨陈曲，在追谱所声？当激越的时代浪花击荡着这位敏感的青年诗人时，他不满足于旧曲牌的约束，而顺口谱曲，以探索新的程式。当现代新诗的韵律感和隽永性都不强的情况下，这位青年诗人似乎就有一种抱负，而从三十年代开始，就迫切地为灵感的升华寻求形式，上下求索，出现了他的《无弦曲》，和他的书法要自出机杼一样，学于古而不背乎今，用力气地学习传统，而又力图突破之，他的坚韧，他的勇气，不正是词林中难能可贵的—家吗？ 王学仲 一九八〇年清明节

回忆起来的话——为《归国谣》（词）、《无弦曲》（曲）代序 黄绮 词就是诗，故称诗余，不过它是长短句，而且在格律音韵方面比诗要讲究些。 五岁时开始学平仄四声和对对子。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没有人告诉我哪些好，好在什么地方，而自己就喜欢“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一类句子，很快上口能背诵。清明节，父辈常带我去山谷祠（在安庆山谷祠街）祭祖，焚香烧纸，户尊族长对我说：“山谷公七岁能诗，你也应该学作诗。”我记住了这句话。稍长，去我的住在乡下的外婆家，坐民船（民间用的木船），经过大龙山（山较出名），我不自觉地脱口唱出“欸乃（船夫摇橹声）一声见大龙”的句子。我的二伯父说：“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韵味。”当时我不知道这两句诗的出处，问了伯父才明白。 我小时候读过私塾，但没有从过名师。私塾里有一位姓许的老师，给我讲解《千家诗》里黄庭坚《清明·七律》的“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两句，当时我们用的是一种极恶劣的木刻本，“雨”字错为“两”字，许教师讲：“雷雨后草木潮湿，两支脚踩在草上感觉到柔软。”回家，父亲检查所学的功课，我背诵到“两足郊原草木柔”时，父亲狠狠地问我“你学过对对子没有？‘两’能对‘雷’吗？”关于我念书的事，父亲从没有训斥过我。读大学时，先后才选了陈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刘文典先生的“温（温庭筠）李（李商隐）研究”，朱自清先生的“宋诗研究”等等课程。北大清华到了西南联大时（南开没有中文系），教授们常常“唱对台戏”，比如北大罗庸先生、清华闻一多先生都读过唐诗。学生们喜欢品尝同是一样的鱼肉经过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各有其独特处。我读的是语言专业，也选了文学组的课——语言组的学生选文学组的课，需要系主任批准，当时系主任是清华朱自清教授，他给了我照顾。西南联大系主任由北大清华两校教授轮流担任——我想要在文学方面成一个“美食家”。 待到读诗词专集时，诗读李白、杜甫；词读南唐二主、李清照、辛弃疾以及纳兰性德。专集逐渐加广，读完一家，摹拟几首，不管摹拟得似与不似，都大胆地试着写。把摹拟当做练基本功。但只能在一定的阶段可以这样做。直到芦沟桥事变，我下决心将摹拟之作全部焚烧了。随着时代的变异，过流离生活，要从头写作。第一首我用了词牌《归国谣》为题，“归国”取“日寇侵占我国之领土必将归还我国”之意。 到昆明复学，全国语言文学大师集中在西南联大，教师们研究语言的兼通文学，研究文学的又擅语言。我受他们影响极大。我写的诗词请教他们哪一位都行。游国恩教授看见我在参观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某教授昆明山水画展后写的词中有“江山有我才堪画”句时说“这是很好的爱国主义警句”，游先生在课堂上还以此句举例赞扬。我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生任助理时，和闻一多老师、朱自清老师住在一个楼上，朝夕见面，闻先生见我写的“离怀亲病犬，贫意护饥鹰”，他说：“有老杜之沉郁”，大概是指上句说的，我即时补说了一句“老杜无我之激扬”，意指下句。闻先生说：“我不主张青年人写旧体诗词，但我不反对你写。”我记得闻先生说过：“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写的《广土》词很有侠气。”他非常欣赏“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我把我在昆明中学兼课时一个学生抄写我的词集请闻先生看，闻先生对学生一贯负责的精神令我敬佩，他非常认真，在我集子里用朱砂红笔加圈（此集解放后我送给我的学生李凌）。罗庸教授曾我填词代序（手迹尚存），推荐当时有正书局出版，后因集子中多有时忌语，未能付梓。朱自清教授多次在谈话时提到我写的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词句“九天另为分昏晓”。我喜欢白石和碧山的咏物，写过咏荷词，题为《为翠湖荷花写》，调寄《一萼红》，我的导师唐兰教授说：“既空灵脱俗而又不是谜语。”他用昆腔哼哼起来。读中文系三年级时，有幸得见当时词曲大师吴梅教授，我手抄两三首长调向他请教，他用了据说是丁母忧时蓝色印的八行信笺写给我一段话：“大作浑灏清空，锲而不舍，可入稼轩堂室”（文革时，此手迹丢失）。抄写的词可能是摹拟之习未除的作品。 毕业后，留校工作，写过一些艳词，女同学拿到女生宿舍，传抄背诵。牵动了感情，她们在宿舍里炖排骨汤约我去喝。 曾有人怪我不写“白话诗”。“白话”我喜欢，辛弃疾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不就是宋代的“白话诗”么？至于我们现在完全抛弃了中国汉语特有音韵美，文不文、诗不诗的创作，连文人一般都不懂，不知所云，实在不敢恭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试让“旧瓶”能膨胀能缩小装“白话新酒”，按曲牌写了些小令，称之为《无弦曲》。曲牌声韵接近词律的更爱填写。我与词曲家的传统观念不太一样，认为曲也是诗。用白话写的，就算是我的“白话诗”吧。 罗常培老师给我们学生讲“古音研究”课说：“你们五十岁前不要忙着出书，书出来，插在图书馆书架子上要永远拿不下来。”时隔半个世纪，言犹在耳。现在不可能得到罗先生的许可了，印了《归国谣》（词）和《无弦曲》（曲）合集，能不能上图书馆的书架子还不得而知，至于拿下不拿下更是以后的事。多虑，自己知道羞愧。 一九九五年十月写于石家庄夜吟馆

词曲是长短句的诗。我喜欢这种形式，青少年时期常有写作，反复吟诵，最易上口，以之代替音乐歌曲。 我在六岁时，开始学对“对儿”，“红花”对“绿叶”，“红日”对“白云”，多次得到家里大人的夸赞。以后逐渐由两字对增加到三字对、四字对以至五字对、七字对。过了不太长的时间，又要在对字的字音上加以讲究，就开始学平仄，当时的学习方法叫做“呼平仄”，所谓“呼”就是跟着大人顺口念平上去入。我家乡安庆方言有五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就能任人拿出一个字来而“呼”得很准。 在这个基础上，我读《千家诗》，似懂非懂地背诵。读多了，顺着上下文义作比较，理解的能力因之慢慢提高，自己对诗的爱好更加深了。 入初中时，读《唐诗三百首》。偶尔写几旨，作为一种“作业练习”，交给老师看，老师鼓励我写。但初中、高中都赶上当时的“会考”，不敢在写诗词上多花时间和精力，写得不多，现在也都忘了。 “七七事变”起，我大学尚未卒业，流离于湖南、贵州。在贵阳住了将近半年，从行囊中检出《宋六十名家词》，详读—过。先是读完一家，仿写一家，仿作保存一段时间，检验自己有无进步，然后开始写“自己的诗”。从离开放乡时写起，用了“归国谣”的词牌。我赋予“归国”以两个新的意义，一是日本一定要归还我的故国：二是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能归故乡。提起笔来，一气写成十首——这部选集里选了三首。现在正好拿“归国谣”作这个选集的名称，以示当日似有所逆料者。 此后，我自己定了一个主旨：“摆脱摹拟，不居人后。”我认为不同风格的诗，好象各个人的面貌一样。天下绝对没有两个西施，纵使西施有孪生，也必有不尽似处，至死不做使人见之欲呕的效颦人。 到昆明复学，学语言文字专业，于诗道较远，但课余写作更多，我是坚持一条“经常工作的业余、业余工作的经常”原则而写词的。 好用“白描”手法，不愿用典，常得前辈吴梅先生的鼓励。先生住昆明，抱病，喑不能作大声言语，用仿古信笺写了这样几句话送给我：“大作浑灏清空，兼擅厥长，锲而不舍，可登稼轩堂室。”我记住他的“锲而不舍”这句话，胆子更壮了，意志也更坚了，于是兼选了文学组的课，选学了朱自清先生的《宋诗研究》，闻一多先生和罗庸先生的《唐诗》，刘文典先生的《温李研究》，陈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大学毕业留校，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帮着闻一多先生整理《楚词校补》，同时把《全唐诗》读了一遍。广闻讲授与多面阅读相结合，思路开阔得多了。有人说我写的词，能不避市侩语、才子语、冬烘语、壮士语、痴汉语，一洗“载道”的恶习。这些话可能反映了我正在努力打破全唐两宋诗词人的老框框。是否能彻底打破，当时不敢过于自信。 爱祖国河山，写了不少的山水词；年少飘零，抒发了不少的离怀别绪；对大后方的白色恐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为；向往解放区的心情，用了比喻和梦想的说法来 寄托；其他如爱情，也大胆而细腻地写了一些长调和小令。如：《村居有感》（玉楼春）的“开窗还欲更推墙，坐看山河情不伪”；《乞居》（临江仙）的“离怀亲病犬，贫意护饥鹰”；《寻真》（鹧鸪天）的“一心欲壮偏宜夜，万物看成独爱春”；《荒村》（鹧鸪天）的“忽闻瘦马嘶风苦，独忆长征一世雄”；《眸子》（虞美人）上半阕的“愿抛骨肉得群亲，没世不求羽化乐为人”，下半阕的“此中自可达真情，独见艳阳分暖万花争”；《地载》（虞美人）的“此身地载不他劳，来去竟逢怒眼若藏刀”；《广土》（蝶恋花）的“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等等句子，刚刚脱稿，就被最知己的同学抄去。在当时，有的词曲，是不敢公开拿出来的，如：《寇至》（生查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的逃跑主义，以及《无弦曲》中不少讽刺和指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小曲都是，零篇分散地夹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破旧书里保存下来了。罗庸先生曾经劝我出一个词集，并且为我填了一首词，他亲手把这首词装订在我的词稿前以代序，那时怎么有可能付印呢？罗先生未免有些书生气。 词，是由“七七事变”开始、到大学复学以前为止的第一阶段和大学复学以至研究院读书的第二阶段所写的作品里选出的；曲，是在日本投降后直到我的故乡即将解放时期所 写的作品里选出的。词多曲少。由填词到写曲，是有个探索过程的。常常听说：“病走原道儿”，在洗手不作旧词以后，没有几年的工夫，又犯了老毛病，肚子里憋得很，真是有点儿难受，不得不说，说出来还想求得“形美言微”，于是只有唱唱老调儿，写了一些长短白话的句子，有时更夹杂了方言俗谚以及外国语在里面。只求顺口，念出来，唱出来，能听懂就行。在每首题目下，仍依填词旧例，赘上一个牌名，让它似曲非曲，因此，曲集题名为《无弦曲》。旧瓶装新酒，酒昧恐怕要变。但自知犯大不韪，亦是无可奈何。找“形式”的出路，仍是次要的吧。 选的词曲，特别是词，都是青年时期的作品，写了我生活史中的一个片段——时隔三十多年，甚至四十年以上了。现在把它整理选些出来，仅以帮助回忆我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

汪诗涵，楹联爱好者。现在政府机关工作。

范诗银，笔名石音、巳一、苍实，1953年生，1972年参军，2008年退休，空军大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师副政治委员，国防大学中华军旅诗词研究创作院执行副院长、执行总编辑。现为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华诗词杂志社社长，上海大学中华诗词创作研究院荣誉院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出版诗词集《天浅梦深》《响石二集》《响石斋诗词》《虹影集注评》《诗银词》《石音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