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 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浙江绍兴山阴县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蔡元培）敱，字仲申，又字鹤卿、民友、孑民，号隺庼，小名宜哥，小字意可，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馀，中国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政治人物、翻译家，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他曾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理主席，亦被普遍认为是中国近代民族学研究的先驱。蔡元培25岁成进士，被点翰林院庶吉士，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他也是中国国民党监察委员，四一二事件时领衔发表《护党救国之通电》，要求清党。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为人宽厚、恻隐为怀，对中国社会及陋俗有透彻观察；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他把中国文化教育「从封建专制时代摆渡到民主自由时代」。手定教育方针，创立现代教育制度。把北京大学学术化，奠定中央研究院之基础。提倡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及人生观、世界观、美学教育。倡导自由思想、民权与女权，致力革除「读书为官」之旧俗，开科学性研究风气。

蔡添福（1869～1936），字实奇，亦曰石奇，又号植祈，别署卐华市隐。艋舺（今台北万华）人。生性和易，喜结交忘年友。清季赴县试，诗题为〈桐遇知音已半焦〉，忘书一字而落第。学识颇丰，最解理义。日人治台后，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受命担任台北县事务嘱托，三十四年（1901）改为台北县雇员，后以病辞，转而从商。诗学与谜学俱工。〖参考鹰取田一郎《台湾列绅传》，台北：台湾总督府，1916年4月；林正三撰《瀛社社史之整理纂修与研究》，九十三年度台北市政府文化局艺文补助文学类研究计画，2005年4月。〗蔡添福为「瀛社」社员，并曾参与「玉山吟社」诗会，诗作多刊登于当时报刊，现有蔡氏诗作即据《台湾新报》、《台湾日日新报》、《三六九小报》、《诗报》，及黄卧松编《鸣鼓集》、赖子清编《台湾诗海》、曾笑云编《东宁击钵吟前集》等编辑校录。（吴毓琪撰）

蔡寅（1873-1939），字清任，号冶民，江苏吴江人。

蔡碧吟（1874～1939），闺名叶诗，号赤崁女史，台湾县东安坊（今台南市）人。为举人蔡国琳独生女。蔡国琳曾任文石、蓬壶两书院教谕，并受命纂修《台南府志》，尝于延平王祠设帐课徒为业。蔡碧吟幼承庭训，工诗文，尤擅柳体楷书。二十岁，许聘于父亲高足赖文安孝廉。乙未割台，蔡氏举家走避厦门，婚事因而延迟。不久，赖文安因故受日警辱殴，引发旧疾身亡。蔡碧吟自请奔丧守节，事奉舅姑归台。明治四十二年（1909），蔡国琳逝世，所遗丰厚资产赖女史经理。明治四十四年（1911），蔡氏招台南举人罗秀惠入赘。（注）孰料，罗氏放诞风流，不久即荡尽蔡家资财，晚年夫妇以卖字为生。蔡碧吟生平作品未结集出版，兹据《台湾日日新报》、《台南新报》、《诗报》、《台海诗珠》等报刊合集辑录编校。（蔡美端 撰） 注文：参考守一生〈碧吟女史〉，《汉文台湾日日新报》，1909年8月17日。蔡碧吟议赘罗秀惠一案，颇多报导，可参考〈就蔡碧吟议赘罗秀惠言〉，《汉文台湾日日新报》，1909年8月27日，第一版、「蝉琴蛙鼓」，《汉文台湾日日新报》，1909年8月28日、「蔡罗结婚」，《汉文台湾日日新报》，1911年1月26日，第三版。

字柳洲，苗栗苑里人，「竹社」社员，蔡振丰之子。编有《台海击钵吟集》。

蔡哲夫（1879-1941），原名守，一作有守，字成城，号寒琼、寒翁、寒道人、茶丘残客、折芙。斋堂为茶丘、寒庐、有奇堂、味雪庵、砖镜斋、二条一廛、寒琼水榭、茶四妙亭。广东顺德龙江乡人。早年加入南社，襄助黄节和邓实主办《国粹学报》，刊辑《风雨楼丛书)，与王秋湄、潘达微合编《天荒画报》。

蔡惠如（1881～1929），名江柳，字铁生。台中牛骂头（今台中清水镇）人。少习经史，能诗文。经营米谷会社及米谷公司，又投资「协合制糖会社」、牛骂头及员林轻铁会社。明治卅九年（1906）加入「栎社」。曾任台中区长，大正四年（1915）变卖家产，携眷定居福州仓前山，经营渔业。又尝留学东京，倡议成立「台湾文社」，创刊《台湾文艺丛志》。大正八年（1919）在东京联合台湾、大陆刘日学生组织「声应会」，后又偕蔡培火、林呈禄筹组「启发会」。翌年，与林献堂重组「台湾新民会」，慷慨捐资筹办《台湾青年》。联络各地同乡，组成上海台湾青年会、北京台湾青年会。大正十年（1921）参与创立「台湾文化协会」，并担任理事。翌年担任《台湾》杂志董事。大正十二年（1923）因「治警事件」入狱。翌年七月三日举办「无力者大会」时，不慎失足受伤。晚年因中风引发脑疾，病逝台北。著有《铁生诗草》〖参考《台湾历史人物小传—日据时期》，台北：国家图书馆，2002。〗。（杨永智撰）

1882.12.18-1916.11.8，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中华民国陆军上将。1911年云南重九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总指挥。1915年云南护国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华民国开国元勋。 我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爱国将领。 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位享受国葬殊荣的革命元勋。

蔡序东（1884年—1914年），字？，广东省顺德县人，法政科进士。周自齐妹夫。

蔡寄鸥，(1889～1954)原名天宪，又名乙青，号乌台。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4岁中秀才。同年父病死，往亲戚家任教，并刻苦自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考进两湖总师范学堂。宣统二年(1910年)毕业，因家中生活困难，开始向《汉口中西报》、《公论报》投稿，以稿酬补贴家用。其时结识詹大悲、胡石庵等几位革命党人。由蒋翊武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转为国民党党员。

蔡桢（1891-1944） 字嵩云，号柯亭词人。江西上犹人。师承词学大师吴梅、郑文焯等。三十年代初，执教于省立河南大学，与邵次公、卢前过从甚密。有《词源疏证》、《柯亭词论》、《乐府指迷笺释》、《柯亭长短句》等。

蔡会文（1908年11月-1936年），英勇顽强的著名红军将领。出生于湖南省攸县凉江乡山田村（今攸县莲塘坳镇山田村）。1925年考入长沙长郡中学，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蔡若虹（1910-？） 九江人。曾任全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江西都昌苏山人。

作者：张结 蔡淑萍词家把其新编定的《萍影词》校样寄我，要我提意见并写一篇序言。我是从来没有也不敢为别人的作品写序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怕自己所见未必对，写成引导读者欣赏一部作品的序，如所感所谈未必恰当或甚至有误，那就变成误导了，这无论对作者和读者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作法。但作者说，近几年她常以新作见示，我也陆陆续续地在信中写过一些意见，有一些还是对的，鼓励我写出自己的想法。情不可却，只好勉强一试。 我知道作者的名字和读她的作品，已近二十年，但见到她和在一起工作，却是六七年前的事，那是作者应聘到《中华诗词》杂志，主持日常的编务，而我担负部分刊物的终审工作，所看到的正是她所编出的稿件，可以说从一开始，对很多问题就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从2003年到2006年初的三年中，共同对稿件决定取舍和进行必要的修改润色，中间还到不少地方采风和参加多次大赛的评奖，合作得一直很好。以后她回故乡成都定居时，我曾以“每因好句沉吟久，愿与斯民苦乐同”的诗句送她，那确实是我当时的所想。她返乡后时常以新作见寄，要我提出修改意见，看法上的交流比她在北京时反更频繁一些，对她的作品及人生经历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作者生于1946年，在她读初中时，就出现了虽在席卷全国的“文革”风暴以前、但已远远不是青萍之末的强风。由于她父亲的问题，作者也被视为“另类”，只是在师长、同学的帮助下勉强念到高中，毕业后无法上大学，回乡务农，一家人连最起码的衣食也无法保证。到“文革”初期，她又为谋生远赴新疆，却连一个“农工”的身份也得不到，干的是“家属队”，过的是“羊儿扒雪觅衰草，我拾枯枝烤冻馕”、“风雪牧归唯犬伴，荒原圃作畏狼来”的日子。直到1979年初她的父亲得到平反，她才被批准为农工并“以工代教”当上中学教师，后来也才有机会学习写词。她的第一首词作也是本集首篇的《少年游》，得到诗友们的称赞，鼓励她继续写下去，从此走上了诗词创作的道路。 在这首词以及以后的很多作品中，作者虽然也写到自己艰苦的生活、复杂的情绪，但更多地是把它升华到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和憧憬，对同样生存艰辛的人们的同情和关怀上。像她的《八声甘州 冬夜》： 又一年逝水叹如斯，灯下漫销凝。纵窗前月淡，瓶中梅好，无奈凄清。一个钟儿小小，恨嘀嗒声声，只管催人老，不管伤情。 怅对素笺难写，是如烟旧事，如梦生平。便而今细数，碌碌事何成！想佳人、犹依修竹，待何时、共赏万山青？搴帘处、有孤桐影，伴我寒庭。 上阕写凄冷的心情，感情细腻婉转，又不沉溺于一己的哀怨。下片则从凄清中仍朝前看，其中的“佳人”，应为作者所追求的美好的东西，是理想中的自我。作者写这种虽身处逆境或曾经遭受的苦难、却着眼于未来的例子还很多，如《蝶恋花 己巳中秋》中面对“黯淡云如叠”的如磐夜色，却相信也终于迎来了“天意应知怜蹀躞，中宵放出盈盈月”的清光泻水般的中秋之夜；《虞美人 游南温泉》中，面对“菰蒲荇藻横窗牖，昨夜山洪骤”的一片狼藉，仍宣言“凭栏莫悔此番来，待得雪时还访腊梅开”，等等，这些均非有意之作，但都反映了作者的性格。而正是这种追求和期待，使作者顽强地生活和写作下去。 尽管作者对自己的遭遇并没有着力去写，却对同样遭际厄运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的弱者怀着深切和强烈的同情。在《浣溪沙 悼少年刘永》中，作者为一个因饥饿难忍不得不去偷食青苗而遭受殴打并最终被赶入嘉陵江致死的少年，发出了“此其人世乎？”的责问，并写下“底事群氓人作兽，无端江水碧成殷。深悲巨愤泪汍澜”的有异于她的其他词作风格的词句。这使我想起杜甫的《又呈吴郎》，对因难耐饥饿来打枣子充饥的邻家老妇，杜甫想到的是“不为困穷宁有此，祗缘恐惧转须亲”，劝吴郎不要为阻止她而插上稀疏的篱笆，最后发出了“正思戎马泪盈巾”的浩叹。我不知道作者在写《悼少年刘永》时有没有想到杜甫的诗，但这种深切的悲悯情怀和人本思想却是相同的，这也是中国诗史上的一个亮点而绝不是暗点。 作者是重感情的，在新疆，她遥望故乡，写出了“月明千万里，乡思无穷已。不敢问姮娥，家山夜若何”（《菩萨蛮 中秋》）那样魂牵梦绕、情思悱恻的词句，而在她离开新疆之后 ，却又视那片粗砺广袤的土地为第二故乡，充满“问缘何、乡愁难泯，待归时、塞上又情牵？深斟酒，向东风祝，春满天山”（《八声甘州 读〈军垦颂〉寄唐世政先生》）的感激之情。她的亲情、友情以至遣怀寄兴、登临咏唱诸作也都情重于辞，读来令人有沉甸甸之感，觉得那都是她用自己的生活、情感堆积起来的，从而为读者所喜爱。 在写作时，作者不但要求感情上的真，甚至事实和细节上也要求真实（尽管作为文学创作，进行集中、想象和夸张是完全可以的），一定要写自己的亲身所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真心所感，再从中撷取带有典型意义和生活情趣的画面如实写出，往往形象鲜明，生动传神。我很喜欢她的《江城子 故乡行四首》中的《春日即事》，其下片是： 少妇园中正种瓜。小娇娃，坐爬沙。篱外人声，笑问：“崽他爹？”“上月买来新‘解放’，‘疯’不够，肯还家？” 它的主人公是一个刚刚摆脱贫困初步踏入小康之门的农村少妇，她对新生活的满足和喜爱、对刚购置了“解放”牌汽车因跑运输往往很晚才回家的丈夫似嗔实喜的感情，都跃然纸上。而十多年后，作者又一次回到故乡，却写了这样一首《长亭怨慢》： 问何事、真关情处？记得家山，惠风初度。眼里新苗，耳边言笑，共谁语？笔端词赋。祈父老、从今富。一十五年间，便梦里、乡情千缕。 延伫。叹归来半日，不是旧时心绪。艰难稼穑，怎忍尽、七旬翁妪！过学校、哪有书声，但萧瑟、窗前风雨。愧懵懂年来，看惯升平歌舞！ 词生动地写出了农民进城务工大潮下的一些农村的情景，眼前田间的“七旬翁妪”和空荡荡的学校，使作者对“一十五年间，便梦里、乡情千缕”的故乡农村，产生了现实并不是那种“升平歌舞”情景的感叹。中国的农民工现象，是一个新的也是复杂的问题，无可讳言，它在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也给农民带来了财富的同时，也有不少待解决的问题，包括作者所看到的一些现象。它要求多方面包括各级政府以及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共同努力。作者忠实于自己的所见所想，说出强烈要求说出的话，则不仅反映了真貌，表现了一位诗人的责任感和忧思，也会有利于读者对作者的经历、思想和她当时的所处环境有更多的了解。 对作者的词风，有不少读者喜爱其婉约清新的一面，这自然是完全有理由的。但早年生活的磨练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怀，又使她具有坚强甚至执著的性格，使我觉得她的作品总非婉约二字所能概括。如《水龙吟 梅花》的下片： 写尽暗香疏影，也难描，风流情味。桥边驿外，芳馨如故，岂为尘被？深院华堂，凡风吹上，自成清气。纵愚顽弄巧，斫残致病，骨何曾媚！ 就不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李易安，也不是写“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那样闲适清雅名句的林逋，而只能是虽曾饱经忧患却依然端正站立的作者自己了。至于“满目芳菲花共柳，谁护春光，不许阴霾骤？万里长江排远岫，涛声欲作风雷吼”（《蝶恋花 丙寅清明》）和“欲挽长江黄河水，洗神州大地无污垢”（《金缕曲 吊无名烈士墓》）等句，就更充满了胸怀祖国的大气，这一切都出自作者的内心，并没有给人以不自然或不协调之感。 这次出版的《萍影词》，是作者对其作品进行了修改、增补的结果，虽沿袭了十多年前的原书名，而内容已有很大的不同。其一，是对初版所收的作品作了认真的修改和审订，而这一部分只占全书的三分之一稍多；其二，是增加了作者自1996年迄今的词作；第三，是作为附录编入了作者的诗。关于前二者，读者会从审订后的作品看出作者对其旧作近于苛刻的要求，从她新的作品也可看出作者依然葆其赤子之心、又不断探索追求的努力。对于第三点即她的诗，也许由于其中不少作品我曾经看过，觉得还有一些想法要说。 作者写作诗的时间要晚一些，从她编定作品的时间看，是始于1996年，但从那时起，作者对诗的写作就付出不下于词的精力，本书所收的在几乎同一时期所写的诗甚至稍多于词，便是证明。在作者早期的诗中已有不少好句，以后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如其中写于汶川大地震之后的一首七律《有所思》： 晨昏独坐对荧屏，无限伤心总莫名。 援救真倾全国力，死伤多是少年英。 地心奥秘何由解？筑室坚牢竟未能！ 人类家园唯有此，反思方足慰亡灵。 它可以说是作者强烈的人文关怀的自然流露。在巨大的震情和全国人民竭尽全力救援的感人事迹面前，诗人会从各个角度写出自己最感动的地方，而作者首先想到的则是那些“少年英”，是那些本来可以减轻和今后应考虑如何避免的损失，首先是人的损失。这和作者“也为曾经多郁结，爱他豪放喊山声”（《晨登宜宾翠屏山》）中追求个性解放、“放歌一曲原生态，如听松间涧上风”（《灵芝湖听彝族姑娘歌唱》）的要求尊重和善待自然，也有其相同的地方。在四川苍溪游览时，作者还写了“惜我今来春欲尽，一湾瘦水不堪看”（《杜甫放船石》）的诗句，我想作者也不只是在发怀念杜甫的思古之情，更有着对眼前“一湾瘦水”的沉思和忧虑。这一切，我们在作者的词中似乎都曾经看到，不过表现在词中更低回宛转，表现在诗中更明快深切罢了。因之作者的诗在本书中虽然只是作为附录刊出，我想无论对喜爱作者作品还是希望了解其整体创作的读者来说，都是有机的一部分。 拉拉杂杂写了以上这些，反而增加了在本文开始时写到的担心。好在作者的作品俱在，如作者一定要把这些想法作为“序言”，我想读者会在读后得出更全面的结论，以纠正本文的不足以至错误。最后，拟以两首写读时所感的小词为此文作结： 浣溪沙 读《萍影词》有感 其一 廿载尘沙杂鬓丝，身何坎坷意何痴，倚声自学小山词。 大漠雪峰徒涉日，枯枝野火烤馕时。情怀天下几人知？ 其二 边雁衔秋入远云，沙原绿野斗诗新，当时赞誉自纷纷。 四纪悲欢成旧梦，一编珠玉记前痕。彩毫偏与庶黎亲。 己丑冬日于北京

这本诗词集终于付梓了，心里很有些感慨。我生在贫困山乡并不富裕的农家，比较正规的学校学习，只到高中，而就这样，还是家族有史以来学历最高的第一人，所以，所谓家学渊源，名校深造，在我是没有概念的。人到中年以后，有机会念函授，挣了两个专科文凭，一个本科文凭，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不是因为特别喜爱，而是荒废近二十年后，别的学科自觉已经捡不起来。但是，念函授和上全日制大学是有区别的，那是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沉重的家庭负担之余进行的，所以，考试通过了，书读了多少呢，真的很难说啊。 正如拙作中所记叙的，我学习作词和作诗，都很偶然。回顾自己学诗的经过，确实对很多人心存感激。我退休前的十几年，工作在民盟重庆市委机关，有幸接触到不少盟内前辈和同志，他们也许并不写诗词，但他们给予我思想上的营养，却是重要而丰富的；我最先参加的诗词组织是四川省诗词学会，学会的领导和师友，对我的创作给与了很多关怀、教导、勉励，使我学诗的路子基本上是对的；我以诗词为“主业”，是到《中华诗词》杂志社作编辑，虽然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年，但由于杂志社的领导和同仁，给了我学习、工作、发展的空间和条件，我觉得自己在这几年中也有相当的进步；但我毕竟基础差，尤其在诗词语言的把握运用上，常感力不从心，不少诗友曾提出过具体字句的修改意见，让我从中领悟到一些道理。在此，谨向所有指导、帮助、欣赏、鼓励我的前辈、师长、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华诗词》主编张结先生慨允赐序，使本书增色，并命题为“彩毫偏与庶黎亲”，令我感动而惭愧，这个题目，是张老对我以往作品鼓励性的评价，也是对我以后写作的期望；十四年前，我印过一本非正式出版的小册子《萍影词》，承蒙著名书法家、盟内前辈徐文彬先生题写书名，这次出书，仍沿用了徐老题写的原书名；四川诗词学会李维嘉老会长十分关心此书的出版，滕伟明、杨启宇、赵洪银、刘静松诸君给予了切实的帮助，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学诗近三十年，一直有一个追求目标，就是用“浅近”的语言，记下“自己”的经历、见闻、感想，风格上最好能够稍微接近前人标榜的“语浅情深”、 “言近旨远”，内容上最好能够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即在拙作《踏莎行 到澄江》一词中说的，“非关一己闲愁怨”），以期引起读者的一点共鸣。想是这样想啊，也这样努力了，但那目标却还在遥远的前方，看着眼前薄薄的一叠书稿，真是心有遗憾。无论如何，这本小书，就要送到师长、朋友、读者的手中了，希望有读者有耐心读它，希望有读者喜欢它，希望有读者指出它的不足，帮助我进一步提高。谢谢！ 蔡淑萍 2009年12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