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乃昌（1866-1946） 字积余，号随庵，室名积学斋、积余斋、小檀栾室、镜影楼等。安徽南陵县人。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江苏候补知府，官至江南盐法道兼金陵关监督。藏金石、图籍甚富。缪荃孙云："学问淹博、收藏富有，冠冕皖南。" 又为刻书家，所刻书皆精善，艺林推崇。所藏宋元刊本收入《随庵丛书》者凡16种。藏有稿本《砚溪先生遗稿》、《小谟馆室诗集》等。其他自刻之书，尚有《积学斋丛书》20种（皆清人未刻之著作）、《小檀栾室汇刻闺秀百家词》100种，以及《积余斋丛书》21种、《怀幽杂俎》12种、《随庵所著书四种》等，总数近200种，为近代以一己之力刊刻图籍最多之藏家。《随庵藏器目》为其藏古器物目录，著录钟、铎、鼎共92件，多阮芸台、何梦华、潘伯寅、吴平斋、吴清卿、刘铁云等人旧藏。身后藏品尽散，其后人曾于老西门设一书店售其未尽之书，未几书尽店歇。佳本多归天津李嗣香，藏书家黄裳及复旦大学图书馆均有所得。金石碑刻拓本万余张于解放初辗转归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该馆为之特制大樟木柜三，分类贮藏。有《积学斋藏书目》、《积学斋藏书记》等。

蔡佩香（1867～1925），又作佩香，字梦兰，号南樵，又号南樵散人、南樵劫馀生、海外逋客、诗狂子、广莫散人。清台湾县（今台南市安平）人，出身当地望族，父执辈蔡向荣、蔡霞潭曾任职户部主事，叔父蔡霞标则任职刑部主事，府城士绅许廷光为其舅父。蔡佩香为光绪年间廪生，曾师事举人蔡国琳，日治后，师徒二人于明治三十三年（1900）联袂赴日观光。明治三十八年（1905）与连横于厦门合办《福建日日新闻》，共主笔政，不及一年即停刊返台。〖参考林德政〈连雅堂在大陆的活动〉，《传记文学》第七十八卷第五期，2005年11月。〗次年（1906）加入台南「南社」，并参与台湾总督府临时旧惯调查会之活动。明治四十年（1907）二月北上任《台湾日日新报》汉文记者，曾主笔「掬月楼诗话」专栏〖「掬月楼诗话」自1907年8月2日至1908年8月9日止，不定期刊于《汉文台湾日日新报》之「诗话」栏。〗。隔年（1908）五月因病南下台南医院疗养，八月退社，此后久居台南。大正十年（1921）六月任《圣心会会报》汉文记者，大正十三年（1924）十月入《台南新报》任记者。王松《台阳诗话》谓其「为人慷爽，不立崖岸，能文工诗」，老年后贫病益甚，惟吟咏自如。今蔡氏诗作据《台湾日日新报》、《汉文台湾日日新报》、《台南新报》、《南瀛佛教》以及王炳南之《南瀛诗选》、《潜园寓录》等报刊合集辑录编校，并依时间先后排序。〖生年据其诗〈三十八年初度自志〉（《台湾日日新报》，「词林」栏，1906年9月27日，第一版）及〈客邸除夕〉（《汉文台湾日日新报》，「艺苑」栏，1907年12月31日，第一版）一诗有句「卅九星霜鬓欲皤」推算。卒年据《台南新报》载三屋清阴〈哭蔡南樵〉（1925年8月7日）、《台湾日日新报》载罗秀惠〈故蔡佩香氏吊辞〉（1925年8月14日）。〗（许俊雅撰）

罗听馀（1883年—？月？日—？年—？月？日），字绰裕，广东省广州府东莞县人，宣统二年工科进士，曾留学美国学校。

余主父（？年—？年），字，湖南省县人，熊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工科进士。

1873.9.7-1952.3.1，江苏省长洲县（今苏州市）人。字晋余，号君九，又号螾庐。清光绪甲辰（1904年）科进士，官学部郎中。业余昆曲家，民国初年在天津入审音社。

廖恩焘（1864-1954） 字凤舒，一作凤书，号忏庵、珠海梦余生、忏绮庵主。广东惠阳人。早供职北洋政府，晚居香港。先有《扪虱谈室词》，后成《忏庵词》。

廖恩焘(1874-1954)，别号凤舒、忏庵。广东惠阳人。著名革命家廖仲恺之胞兄。大半生从事外交，担任过驻古巴、日本、朝鲜等国领事、公使等职务，晚年倾心诗歌创作。一生著述甚丰，有粤语文学作品《嬉笑集》和《新粤讴解心》，词作《忏庵词》、《忏庵词续集》、《半舫斋诗余》、《扪虱谈室词》和《影树亭词集》等。

余维翰（1874年—1928年），又名谷荪，字屋舟。湖南省平江县三市乡肥田村窍塘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会试第一百三十二名；同年，殿试登甲辰恩科三甲第一百二十六名，与同乡苏舆是同榜进士。历任清朝文史督修，湖北竹山、来凤、利川三县知县。民国后，任湖南靖县、岳阳知事，武汉大学教授，长沙师范教师（毛泽东1913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的国文教员）。余维翰还兼任过地方检察厅检察官，有“余青天”之誉。尤以禁烟成绩突出，曾受民国政府表彰。余维翰热心家乡水利建设，民国十五年捐资修建大陂堰，开石圳40余丈，使当地农民受益匪浅，深为乡人敬仰。著作有《半韪屋文钞》、《半韪屋诗抄》、《袖珍诗集》、《太平天国史》、《福石山庄联语集》等传世。

程善之（1880-1942），名庆余，号小斋，别署一粟，祖籍安徽歙县槐塘。

余天遂（1882-1930）原名寿颐，字祝荫，号荫阁、别署三郎、仇僧等，江苏昆山玉山镇人。出身中医世家，幼承家学，故精医道。后从师胡石予。由柳亚子介绍参加南社，以诗文名于时，其文多慷慨激昂，爱国奋烈之词，为南社同人中所罕见。

许伟余 (1884—1974年)，原名许挹芬，澄海莲下许厝人。早年就读广州“两广游学预备科馆”，后转学到上海中国公学。1908年起先后任教于澄海凤山小学堂、韩山师范学校、澄海中学等近10所学校。曾任《大岭东报》、《汕头时报》等编辑、主笔。1955年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曾当选省人大代表、汕头市政协副主席。著有《慧观道人诗集》、《庶筑秋轩诗集》，辑为《庶筑秋轩文稿》。

曹敏 （1886-1932），字慎余，自号香雪居士，今无锡市锡山区查家桥人，祖父曹茂椿为名医，曹敏在家排行老七，二十四岁配余相庄，负笈上海务本女学，回锡就任竞志女校教职，并参加理科会研究数学，北去京津入北洋女子师范肄业。曾任袁世凯的家塾教师，继任京师女子师范教职，长春女学，北京女子师范，女子高等师范等校教职。1916年教育部委任其往日本考察女子家事教育。著有《病梅庵诗集》二卷。

徐桢立（1890-1952），字庚甫，号绍周，又号馀习居士，曾得秦权，故其书室名曰“宝权宝”，湖南长沙人，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词人、书画家。家世以科第阀阅名于世，祖父棻，字芸渠，道光翰林，为岳麓书院山长逾二十年；伯父树铭，字寿蘅，亦道光翰林，官至尚书；父树钧，字叔鸿，以得王献之鸭头丸帖，而名其书室“宝鸭斋”，咸丰举人，光绪初官户部，旋侍御史，外放为广西、安徽道台，署理江南布政使，工书法，精鉴赏，著有《宝鸭斋集》、《宝鸭斋题跋》、《宝鸭斋法帖》、《宝鸭斋金石拓存》等，有子七人，徐桢立行六，故人皆称之为徐六先生。其聪颖绝伦，学识渊博，以书画名于时，善为诗词骈赋，旁逮篆刻，无不精能。抗日战争时避寇湘南，曾以土产芦苇代笔，书擘窠大字，气势磅礴；又以蔗余作画，别饶意境，有脱去笔墨畦町之妙。平生治学严谨，通经史子集及古文字学，尤深研宋明儒先理性之学，博观约取，以蕺山刘氏为归。曾教授于湖南大学中文系，讲授词章理学，多士翕然宗之。抗战胜利后，湖南省筹修省志，成立湖南省文献委员会，被聘为委员，分掌文史考古工作，建国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顾问及湖南省政府参事兼湖南省文史馆馆员。著有《馀习盦稿》《馀习盦楷则》《九疑木石吟》《丽辞景旧》等，又主修《宁远县志》《道县县志》。

【生卒】：1894—1911 【介绍】： 清末广东南海人。生霹雳务边埠(在今马来西亚)。入同盟会，屡谋暗杀，均未果。清宣统三年初回国，参与广州起义，力战死，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傅子馀（1914-1998） 号静庵。广东番禺人。移居香港，创办鸿社及《岭雅》季刊。晚年返广州居住。有《抱一堂集》。

傅子馀(1914-1998)，号静庵，曾任教香港广侨学院，先后创办鸿社及《岭雅》季刊，与羊城、港、澳诗苑名家，广通声气。

余始于君诗未甚奇也。已而避乱，侨次澳门，君亦挈家至。出所为诗读之，则轩举腾踔，体势在黄陈之间。盖与君相违五六年，人事变亟，凡人类所遘遇之酷，超绝古始，而吾侪皆一一身及。嗟夫，人患其有知也，其知之愈甚而自待弥高，因其自待之情，人事相接，辄不能自安。俛仰拂戾，虽处常已难矣，况卒遘变乱，衣食劳息，不若负贩之晏晏。性既自豪，重其困挫，而意气益孤，充愤悱之怀，而启发之机动不可抑，于是歌吟啸呼，自排自遣，自妪自煦。其哀思所届，一以振耀于文字间，宜有过情之叹。君幼长安乐，故前此所为诗，学焉而已。既丁世难，人事寝切，诗乃一变再变，而身世之感有如馀赘，使读者蹙然不忍，而不知君之齿方在英年也。夫君所不自得之情，盖将有待于知君者夫。 辛巳正月佟绍弼序

词之乐律，入元融而为曲，嗣后所为词者，直长短句之诗耳。世或狃于旧说，以为诗词异途，遂使词境转隘，良可叹也。东坡、稼轩之作，凡诗文所具有者，悉能达之于词。词之领域，开拓始袤，非复专事绮筵绣幌、脂粉才情、遣兴娱宾、析酲解酝者矣。况其忧生念乱，抚物兴怀，身世所遭，出以唱叹，命笔寓意，又何有异于诗哉。宋词能与唐诗并称后世者，端复赖此。有明一代，误于词为艳科之说，未能尊体，陈陈相因，取材益狭，趋向如斯，词道几绝。逮及清季，国运衰微，忧患相仍，诗风大变，声气所汇，词学复盛，名家迭出，此道遂尊。言志抒情，不复以体制而局限，故鹿潭、半塘、芸阁、彊村、樵风之作，托体高、取材富、寓意深、造境大、用笔重、鍊语精，赵宋而后，此为擅场。其风骨神致，足与子尹、韬叔、散原、伯子、海藏诸家相颉颃，积愤放吟，固无减于诗也。吾粤自晦闻而后，诗境顿新，后学承其馀响，争以诗鸣，而傅君静庵亦以工诗称于闾里，视其所诣，盖曾取径于同光体及晦闻，而于半山、雪堂、山谷、后山、简斋、放翁诸作涵咏至深，郁苍清劲，尤近黄陈。年未三十，誉溢京华，共许必传，无须具论矣。粤中以往逊于为词，述叔先生起而振衰，截断旁流，归于正声。余为词初恪守其师周吴之说，而迄无所成。得静庵论诗之要旨，从词外而求词，所作始稍得一己之意态，益信诗词之界，格律而外，不宜强分，如必使各具严限，则词乃小道之讥恐终不免，又安得与诗同流而讽诵哉。往者汪先生每以傅诗朱词相勉，余词功力尚浅，适足自惭。是时静庵亦偶为词，所作《扬州慢》、《蓦山溪》、《水龙吟》诸调，豪宕高健，亶有可观，顾以非己力之所专注。稿皆不传，迄今又逾卅载，静庵垂垂老矣，犹羁栖海涯，以为诗之馀绪而填词，欲以广张风气，亦见其老而志未衰也。余向兄事静庵，今承以其所著《桐花馆词》属为之序，存词仅五十阕，均极沉郁顿挫之致，语隽而律严，笔健而情永，虽远宗白石、梅溪、草窗、玉田而下逮清季诸老，然皆以发挥一己之情意，非句摹字拟，斤斤焉以求合于古人为工者。况其植根于诗也深，故其发之于词也，境界气象迥异常流，翘然有以自立，讵能限诸一家而于一字一语中求其擅胜者耶？读其词，使词中求词者之流，亦当废然知返也。 甲寅孟夏弟奂谨序

客次西川，杜工部多悲天之语；身登北固，辛稼轩有怀古之吟。探幽纪胜，文士风流；即事徵题，书生本色。而况阴阳变化，天道难知；进退机微，世途莫测。百端交感，将悬心镜于湖山；一绪萦怀，遂乞性灵于笔墨。移宫换羽，杂徵流商，天籁自鸣，心声俱发。故擅中散之琴者，自昔尝闻其事；而弄桓伊之笛者，于今复睹其人。傅子静庵，桐花馆之主人也。器度冲和，襟怀恬淡，沉酣旧籍，雅嗜新声。艺宗《鬼谷》，七弦之音谱曾修；赋猎《离骚》，九畹之芳馨在抱。用是浸淫乐府，曲度青云，驰骋文坛，辞编黄绢。或过柳岸而轻歌，或立云峰而长啸，或吊孤坟于夜月，或泣故垒于秋风。词成百阕，允谐四犯之声；味别五辛，不落一家之臼。若夫北门讽咏，士岂为贫；南渡流离，人方衡虑。三年不遇，甘抱瑟于齐门；七尺自持，耻折腰于韩邸。意韫曲中，音传弦外。联辞结采，虽云标帜于梅溪；剪旧裁新，尚见通灵于片玉。其或胡马纵横，王孙落拓。天涯梦短，凄迷则古驿云封；海外身遥，涕泪则新亭浪覆。情非白石，迹近玉田。沙寒雪影，设谟感厥悲凉；桐叶秋声，命意伤其沉郁。时而徜徉云水，俯仰山河，浪跃大江，雾沉半壁。南朝故土，曾左之所驱驰；北国平原，洪杨于焉觊觊。矢刃交锋，玄黄流血。干戈扰攘，难为避乱之管宁；道路呻吟，尚有倚声之杜甫。至若牝鸡报晓，鸱鸟鸣桑。朝尊蓝面，幽少主于别宫；将授赤眉，逞佳兵于弱国。彷徨东顾，狼狈西驰，骚客欷歔，羁人凄恻。桐花无馆，闻歌悼宫井之魂；芸阁有词，变雅写瀛台之恨。西山鹤梦，岁月如流；北地龟寒，古今同慨。夫论词者，固盛于靖康北狩之前；言律者，必精于建炎南迁以后。赋情寓物，各具春秋；抚事伤时，自成格调。閒居斗室，横窥辞海之涯；默数群峰，直绘庐山之貌。乃见风琴交响，伯牙移情；复闻岩壑传神，嗣宗领啸。由南溯北，跻涉百川；自北开南，导归四渎。或以暗香疏影争妍，或以秋树寒烟竞胜。深宫碎玉，用代铜琶铁板之雄音；虚室韬光，尚见匣剑帏灯之孤影。斌虽薄声华，尚怀文藻，缘思砺齿而盟樽，亦借他山以攻玉。白诗四类，夙报微之；左赋十年，忽思元晏。才惭霞叟，追踪蜡屐之痕；学慕常州，仿印茗柯之序。 新江张斌

1914.5.28-2005.12.23，原名匡一，号“九一”，斋名笔帘留香处、五金屋、二象室、夜吟馆。江西修水人，生于安徽安庆。黄庭坚三十二世孙。五岁学颜、柳字贴，诵诗词。后学“二王”书。早年师从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王力等学界名宿，我国著名成就的者、教育家、书法家。他涉猎广泛，博览群书，在古文字研究、诗词创作、书画篆刻等诸多文化艺术领域都有着独特建树，被学术界称为“黄绮文化现象”。尤其在书法创作方面，独创“铁戟磨沙”体和“三间书”，“铁戟磨沙体”开创出“雄、奇、清、丽”之“中国北派书风”，“三间书”兼容并蓄，凛然独步，深受国内外书法爱好者的喜爱。1942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院，攻读古文字专业。1944年9月在昆明简师任教，1946年9月在安徽大学中文系任教，1950年8月在张家口工程学校任教，1951年3月在天津津沽附中任教，1951年8月在天津津沽大学任副教授，1979年12月在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任教授，1981年调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1988年任政协河北省第六届常委。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评为“省管优秀专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2002年当选为河北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名誉主席。河北省社科院顾问、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研究会理事、中国训诂学会学术委会、河北省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北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理事等。2005年12月23日17时，因重症肺感染、呼吸循环衰竭医治无效在石家庄逝世，享年91岁。

思越人·奉题黄绮兄词稿（丙戌五月） 罗庸 瘦石寒松带水云。每从枯澹见清新。分明半幅倪迂画，未许秾芳笔下春。 神散朗，骨嶙峋。冰弦移柱倍酸辛。人间岂有埋忧地，试典冯夷问海滨。

我和黄绮老友为金石文字之交行二十多年了。这金石之交的涵义，倒不仅局限于都有金石文字的爱好，更由于经历了颇不平凡的凄风紧雨而心颜未改。我们还有一点共勉的志趣，就是相约不愿做“书奴”和“词奴”。有时就被人误为“别调”或“异端”似的。我没有用自谦的借口，推让给蜚声词坛的耆宿们为之作序，而径然承担任务，或许就因为这点情绪的鼓舞。 词，应该说是唐宋时代出现的新诗，词的形式和意格后来随着时代而变动着，譬如她的音乐性，后来的填词家就很淡漠了。在格律上，又打破了习惯于五七言律绝的格律，填词家不得不就范于词律。就意格而言，象苏、辛、陈、陆，雄放恣肆，欧、晏、姜、张，清空婉约，不过发展到元明，已成颓势，虽然由于朱彝尊、张惠言力挽余波，但态势既成，很难再出古词家的牢笼。颇负—点勇气的郑板桥，书法和词格都不愿俯首前人，使乾嘉时代的选家，十分排斥他，认为不是倚声正格，可见创造者之难于举翼。 黄绮同志，写字和填词，是有一番勇气的。象许多词家一样，他也有过模仿的痕迹。这足每个词人必经的过程。诗人从年轻的时代起，就遭逢不幸，过着国破家亡、没宅浮家的生活，流徙辗转的生活激浪，把年轻的诗人冲到国统区的后方，生活的波涛，逼着他认识社会，接近人民，无法锁在书窗下做一个莫谈国事的大学生。人民的苦难，反功派的罪恶，大众化的语言，陶酿着这位词人的性格。诗人仰首夜幕和星空，经常发出绰约隐讳的词语，但也看出他在整个三十、四十年代中，运用各种寓言和寄托，写出了他的深切感受，在他的词笺上，濡染了多少辛酸和伯痕。 …… 春去依依三月恨，江流滚滚千家别。似今宵、星火乱孤城，看明灭。《今如昔·满江红》 在青年词家经受着“鼯鼠啼溪畔，风雨惊木末”的严冷岁月中，他向往着另一片新天地，在《归国谣》中，就流露出深情的向往和憧憬。 今夜月光堪掬。是我望乡遥目。月自识多情，为暗九衢灯烛。追逐。追逐。梦到人间西北。《上元·如梦令》 其心情是何等迫切，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终于没有进入解放区，只留下一片心曲于词上。读了黄绮老友的词，我以为他还是一个“传神写照”的能手，他词中的形象，真切而 生动，数笔勾画一个少女，简直呼之欲出： 幼妹含羞意。双靥点红偷眄睨。面藏阿母衣缘里。《新岁乡俗·蝶恋花》 写幼女的腼腆羞态，真是极尽情态。诗人总是多情的，词集中也录取了一部分恋情词，那是诗人青年时代的踪影片断，不可忘怀的青春记忆，虽然有时也只是“衣香鬓影太匆匆”的一现，也会被诗人抓住，留下永恒的温馨。 听。草上春眠梦亦青。相知处，休说与黄莺。《青·十六字令》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追索作者的情之所钟和恋之所系，来为李商隐式的无题强加注脚。我们丰要是欣赏作者的词采，感受他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所经过的青春忧郁和欢乐，纯真和炽烈！ 读了作者的词，我发现他是既能雅言，又善俚语的，“更将残瓣洗胭脂”、“红袖波中人隐约“，句法典雅而妙能出新；其以俚语入词者，“剩有女儿灶里藏，抢去抵租米”（《死活·卜算子》），“挑粪汉没生鼻子，推车夫没长耳朵”（《下情·沉醉东风》），好似苏东坡所不屑的“村语”了，所谓“街谈巷语皆入诗”，也能为作者用得妥、用得活。有时雅言俚语并举： 怜故土，砸圆盆。黄花移活竹篱根。西山暮绕残红水，秋雨马嘶冷国魂。《住龙泉镇司家营·鹧鸪天》 我认为其雅处不失为隽语，其白处老妪能解，这使我又想到作者为这两编词曲集的命名，来妄推一下诗人的立意。在古词中，韦庄曾有凋寄《归国遥》词，而词牌中亦有《归国谣》，作者舍“遥”取“谣”，是否即有以俚语入词的谦意，作者的《无弦曲》，怕也不仅是推演陶渊明的“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拿无弦琴陶写性灵，以为作者的自况吧？这是否表明诗人不愿永拨陈曲，在追谱所声？当激越的时代浪花击荡着这位敏感的青年诗人时，他不满足于旧曲牌的约束，而顺口谱曲，以探索新的程式。当现代新诗的韵律感和隽永性都不强的情况下，这位青年诗人似乎就有一种抱负，而从三十年代开始，就迫切地为灵感的升华寻求形式，上下求索，出现了他的《无弦曲》，和他的书法要自出机杼一样，学于古而不背乎今，用力气地学习传统，而又力图突破之，他的坚韧，他的勇气，不正是词林中难能可贵的—家吗？ 王学仲 一九八〇年清明节

回忆起来的话——为《归国谣》（词）、《无弦曲》（曲）代序 黄绮 词就是诗，故称诗余，不过它是长短句，而且在格律音韵方面比诗要讲究些。 五岁时开始学平仄四声和对对子。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没有人告诉我哪些好，好在什么地方，而自己就喜欢“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一类句子，很快上口能背诵。清明节，父辈常带我去山谷祠（在安庆山谷祠街）祭祖，焚香烧纸，户尊族长对我说：“山谷公七岁能诗，你也应该学作诗。”我记住了这句话。稍长，去我的住在乡下的外婆家，坐民船（民间用的木船），经过大龙山（山较出名），我不自觉地脱口唱出“欸乃（船夫摇橹声）一声见大龙”的句子。我的二伯父说：“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韵味。”当时我不知道这两句诗的出处，问了伯父才明白。 我小时候读过私塾，但没有从过名师。私塾里有一位姓许的老师，给我讲解《千家诗》里黄庭坚《清明·七律》的“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两句，当时我们用的是一种极恶劣的木刻本，“雨”字错为“两”字，许教师讲：“雷雨后草木潮湿，两支脚踩在草上感觉到柔软。”回家，父亲检查所学的功课，我背诵到“两足郊原草木柔”时，父亲狠狠地问我“你学过对对子没有？‘两’能对‘雷’吗？”关于我念书的事，父亲从没有训斥过我。读大学时，先后才选了陈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刘文典先生的“温（温庭筠）李（李商隐）研究”，朱自清先生的“宋诗研究”等等课程。北大清华到了西南联大时（南开没有中文系），教授们常常“唱对台戏”，比如北大罗庸先生、清华闻一多先生都读过唐诗。学生们喜欢品尝同是一样的鱼肉经过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各有其独特处。我读的是语言专业，也选了文学组的课——语言组的学生选文学组的课，需要系主任批准，当时系主任是清华朱自清教授，他给了我照顾。西南联大系主任由北大清华两校教授轮流担任——我想要在文学方面成一个“美食家”。 待到读诗词专集时，诗读李白、杜甫；词读南唐二主、李清照、辛弃疾以及纳兰性德。专集逐渐加广，读完一家，摹拟几首，不管摹拟得似与不似，都大胆地试着写。把摹拟当做练基本功。但只能在一定的阶段可以这样做。直到芦沟桥事变，我下决心将摹拟之作全部焚烧了。随着时代的变异，过流离生活，要从头写作。第一首我用了词牌《归国谣》为题，“归国”取“日寇侵占我国之领土必将归还我国”之意。 到昆明复学，全国语言文学大师集中在西南联大，教师们研究语言的兼通文学，研究文学的又擅语言。我受他们影响极大。我写的诗词请教他们哪一位都行。游国恩教授看见我在参观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某教授昆明山水画展后写的词中有“江山有我才堪画”句时说“这是很好的爱国主义警句”，游先生在课堂上还以此句举例赞扬。我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生任助理时，和闻一多老师、朱自清老师住在一个楼上，朝夕见面，闻先生见我写的“离怀亲病犬，贫意护饥鹰”，他说：“有老杜之沉郁”，大概是指上句说的，我即时补说了一句“老杜无我之激扬”，意指下句。闻先生说：“我不主张青年人写旧体诗词，但我不反对你写。”我记得闻先生说过：“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写的《广土》词很有侠气。”他非常欣赏“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我把我在昆明中学兼课时一个学生抄写我的词集请闻先生看，闻先生对学生一贯负责的精神令我敬佩，他非常认真，在我集子里用朱砂红笔加圈（此集解放后我送给我的学生李凌）。罗庸教授曾我填词代序（手迹尚存），推荐当时有正书局出版，后因集子中多有时忌语，未能付梓。朱自清教授多次在谈话时提到我写的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词句“九天另为分昏晓”。我喜欢白石和碧山的咏物，写过咏荷词，题为《为翠湖荷花写》，调寄《一萼红》，我的导师唐兰教授说：“既空灵脱俗而又不是谜语。”他用昆腔哼哼起来。读中文系三年级时，有幸得见当时词曲大师吴梅教授，我手抄两三首长调向他请教，他用了据说是丁母忧时蓝色印的八行信笺写给我一段话：“大作浑灏清空，锲而不舍，可入稼轩堂室”（文革时，此手迹丢失）。抄写的词可能是摹拟之习未除的作品。 毕业后，留校工作，写过一些艳词，女同学拿到女生宿舍，传抄背诵。牵动了感情，她们在宿舍里炖排骨汤约我去喝。 曾有人怪我不写“白话诗”。“白话”我喜欢，辛弃疾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不就是宋代的“白话诗”么？至于我们现在完全抛弃了中国汉语特有音韵美，文不文、诗不诗的创作，连文人一般都不懂，不知所云，实在不敢恭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试让“旧瓶”能膨胀能缩小装“白话新酒”，按曲牌写了些小令，称之为《无弦曲》。曲牌声韵接近词律的更爱填写。我与词曲家的传统观念不太一样，认为曲也是诗。用白话写的，就算是我的“白话诗”吧。 罗常培老师给我们学生讲“古音研究”课说：“你们五十岁前不要忙着出书，书出来，插在图书馆书架子上要永远拿不下来。”时隔半个世纪，言犹在耳。现在不可能得到罗先生的许可了，印了《归国谣》（词）和《无弦曲》（曲）合集，能不能上图书馆的书架子还不得而知，至于拿下不拿下更是以后的事。多虑，自己知道羞愧。 一九九五年十月写于石家庄夜吟馆

词曲是长短句的诗。我喜欢这种形式，青少年时期常有写作，反复吟诵，最易上口，以之代替音乐歌曲。 我在六岁时，开始学对“对儿”，“红花”对“绿叶”，“红日”对“白云”，多次得到家里大人的夸赞。以后逐渐由两字对增加到三字对、四字对以至五字对、七字对。过了不太长的时间，又要在对字的字音上加以讲究，就开始学平仄，当时的学习方法叫做“呼平仄”，所谓“呼”就是跟着大人顺口念平上去入。我家乡安庆方言有五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就能任人拿出一个字来而“呼”得很准。 在这个基础上，我读《千家诗》，似懂非懂地背诵。读多了，顺着上下文义作比较，理解的能力因之慢慢提高，自己对诗的爱好更加深了。 入初中时，读《唐诗三百首》。偶尔写几旨，作为一种“作业练习”，交给老师看，老师鼓励我写。但初中、高中都赶上当时的“会考”，不敢在写诗词上多花时间和精力，写得不多，现在也都忘了。 “七七事变”起，我大学尚未卒业，流离于湖南、贵州。在贵阳住了将近半年，从行囊中检出《宋六十名家词》，详读—过。先是读完一家，仿写一家，仿作保存一段时间，检验自己有无进步，然后开始写“自己的诗”。从离开放乡时写起，用了“归国谣”的词牌。我赋予“归国”以两个新的意义，一是日本一定要归还我的故国：二是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能归故乡。提起笔来，一气写成十首——这部选集里选了三首。现在正好拿“归国谣”作这个选集的名称，以示当日似有所逆料者。 此后，我自己定了一个主旨：“摆脱摹拟，不居人后。”我认为不同风格的诗，好象各个人的面貌一样。天下绝对没有两个西施，纵使西施有孪生，也必有不尽似处，至死不做使人见之欲呕的效颦人。 到昆明复学，学语言文字专业，于诗道较远，但课余写作更多，我是坚持一条“经常工作的业余、业余工作的经常”原则而写词的。 好用“白描”手法，不愿用典，常得前辈吴梅先生的鼓励。先生住昆明，抱病，喑不能作大声言语，用仿古信笺写了这样几句话送给我：“大作浑灏清空，兼擅厥长，锲而不舍，可登稼轩堂室。”我记住他的“锲而不舍”这句话，胆子更壮了，意志也更坚了，于是兼选了文学组的课，选学了朱自清先生的《宋诗研究》，闻一多先生和罗庸先生的《唐诗》，刘文典先生的《温李研究》，陈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大学毕业留校，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帮着闻一多先生整理《楚词校补》，同时把《全唐诗》读了一遍。广闻讲授与多面阅读相结合，思路开阔得多了。有人说我写的词，能不避市侩语、才子语、冬烘语、壮士语、痴汉语，一洗“载道”的恶习。这些话可能反映了我正在努力打破全唐两宋诗词人的老框框。是否能彻底打破，当时不敢过于自信。 爱祖国河山，写了不少的山水词；年少飘零，抒发了不少的离怀别绪；对大后方的白色恐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为；向往解放区的心情，用了比喻和梦想的说法来 寄托；其他如爱情，也大胆而细腻地写了一些长调和小令。如：《村居有感》（玉楼春）的“开窗还欲更推墙，坐看山河情不伪”；《乞居》（临江仙）的“离怀亲病犬，贫意护饥鹰”；《寻真》（鹧鸪天）的“一心欲壮偏宜夜，万物看成独爱春”；《荒村》（鹧鸪天）的“忽闻瘦马嘶风苦，独忆长征一世雄”；《眸子》（虞美人）上半阕的“愿抛骨肉得群亲，没世不求羽化乐为人”，下半阕的“此中自可达真情，独见艳阳分暖万花争”；《地载》（虞美人）的“此身地载不他劳，来去竟逢怒眼若藏刀”；《广土》（蝶恋花）的“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等等句子，刚刚脱稿，就被最知己的同学抄去。在当时，有的词曲，是不敢公开拿出来的，如：《寇至》（生查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的逃跑主义，以及《无弦曲》中不少讽刺和指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小曲都是，零篇分散地夹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破旧书里保存下来了。罗庸先生曾经劝我出一个词集，并且为我填了一首词，他亲手把这首词装订在我的词稿前以代序，那时怎么有可能付印呢？罗先生未免有些书生气。 词，是由“七七事变”开始、到大学复学以前为止的第一阶段和大学复学以至研究院读书的第二阶段所写的作品里选出的；曲，是在日本投降后直到我的故乡即将解放时期所 写的作品里选出的。词多曲少。由填词到写曲，是有个探索过程的。常常听说：“病走原道儿”，在洗手不作旧词以后，没有几年的工夫，又犯了老毛病，肚子里憋得很，真是有点儿难受，不得不说，说出来还想求得“形美言微”，于是只有唱唱老调儿，写了一些长短白话的句子，有时更夹杂了方言俗谚以及外国语在里面。只求顺口，念出来，唱出来，能听懂就行。在每首题目下，仍依填词旧例，赘上一个牌名，让它似曲非曲，因此，曲集题名为《无弦曲》。旧瓶装新酒，酒昧恐怕要变。但自知犯大不韪，亦是无可奈何。找“形式”的出路，仍是次要的吧。 选的词曲，特别是词，都是青年时期的作品，写了我生活史中的一个片段——时隔三十多年，甚至四十年以上了。现在把它整理选些出来，仅以帮助回忆我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