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事之难，曰信曰雅可矣，何必曰达？盖不能达，译何为哉！而有信与雅，达又岂待言？夫《金刚经》之译也，达摩笈多之不能达，乌有其信？鸠摩罗什之足乎雅，必有其达。故曰：译事之难，曰信曰雅可矣。其难，则信与雅有不得兼也。玄奘之译《大般若经》，第九会中《能断金刚分》，固宜后出转精，而事乃有不然者。曰其信，实无其伦；曰其雅，则殊不若鸠师，其流通之广亦逊焉。岂奘师中土之产，反不及鸠师异域之材耶？信与雅有不得兼也。

且夫文辞，非孤生者也，必与乎其族类之情与思也。欲为译事，情与思捍，则其文辞必格，势所然也。强求其信，不顾其捍，文辞固可以达，而不能无格，格则不能雅矣。奘师之译是也。盖其思必欲符乎天竺，其辞又欲晓之中土，无所避其格，终无能为其雅矣。不强必信，曲通其捍，文辞之格得以稍缓，格稍缓则进于雅矣。鸠师之译是也。盖不斤斤于貌合，常戚戚于神离，踌躇之际，有以缓其格，文辞之不期而雅者至矣。故译之道，方其情与思捍，必使彼以从我，以缓文辞之格。不然，直学彼之文辞可矣，何译为？是信与雅必不得兼，宁丧其信，不失其雅。失其雅，则为之奴矣。

玄思犹是，况诗情乎？是以吾人常读诗之译，识其辞，而不能辨其味。盖其译者，不顾其捍，强求信而实伤雅也。此在玄思，或为辞之滞耳；在诗情，则并丧辞与情也。故诗之译，信为最下矣。彼费氏结楼之移译《鲁拜集》也，得译之道，具辞之雅。故能不为奥玛珈音之奴，而翻为其主也。余颇怪今之移译费氏者，必反其道而行之，甘为之奴，何耶？

奴译者，尽意于楮墨之内，步趋原作，矜矜其信。然恐吾人一旦能读原作，所译即成已陈之刍狗。主译者，著意恒在楮墨之外，曲通彼情，有不能必信焉。盖彼之诗情，写诸此之文辞，其情捍者其辞格。惟不欲其龃龉，忖度彼心，考量吾文，属笔之际，遑顾其信哉！竟忘亦步亦趋，差得不似而似，然亦在读者之会心也。为之既久，乃悟此亦江西派点铁成金之法。惟彼所点化者古人之典实，此所点化者异域之文辞耳。孰谓既知古人之典实，遂可废彼之诗派？然则既能读原作之文辞，亦终不废此之移译也。

《鲁拜集》之译亦夥矣，大抵皆奴译耳。惟七言绝句体译本，庶能为主译之想。盖既肖鲁拜之体，又备吾国诗体之风致。惜哉！自西风之东渐，世人竟欲为非类之奴，数典忘祖，于吾国旧体久不能娴。其体之译，固不为乏，求其合度者，十无一焉。余不才，以为其实可符主译之名者，前则黄克孙氏、后则眭谦氏耳。康德云，有天才，有赏鉴。黄译与眭译，各得一偏，均见美质。后之为继者诚不易焉。而吾译何为哉？余别有意在。盖今之为译者，竟尚奴译。文辞既为非类奴，情与思亦必为之奴，浸而吾族类且为之奴矣。此余所深忧焉。故不揣固陋，黾勉为之，将以羽翼二贤，震慑诸奴。

余用费氏结楼之第四版为底本，凡一百零一首。不取音译之“鲁拜”，亦不取意译之“绝句”，命之曰《波斯短歌行》，庶得不似而似之旨。其八十二下之九首，原别为一小集，命之曰《瓮歌行》。彼第一版中更译之十八首、删落之二首，第二版中更译之五首、删落之九首，及第三版中初稿一首，凡三十五首为《删稿》。凡更译者，皆加注第四版之序号。又于彼译序译注中拾得五首为《佚稿》。其后二首非鲁拜之体，以仄韵七言绝译之，用为分辨。

乙未年六月廿四，时当立秋日，自序于我瞻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