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1993，湖南省益阳县人。陈鼎忠天倪五子。“一二九”运动时任武汉学联主席，并与沈钧儒先生等“七君子”同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解放后任贵州大学教授。历任昆明工学院、云南民族学院教授。

蔡子川右注余诗既竟，语余曰：“诗言志，子之志则既闻命矣，敢问作诗之由，或亦读者尚友论世之一助也。”余尝闻韩愈氏之言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诗者，鸣之一端，而鸣不必皆诗。时鸟鸣春，候虫鸣秋，其为鸣则是矣，然未闻有目之为诗者。余之鸣，犹蝉翼之振，蛙腹之鼓，而被之文字，则正韩氏所讥之乱杂而无章者，曷足以言诗哉？ 余年十一时，先君馆于长沙周氏，余随侍焉。君课以坊本历史，说文部首与守温字母，期在疏通文字，略识文字源流与音韵基础。君以《古文笔法百篇》授周公子，余则跽椅上旁听，如是者一年。年十六，君讲学湖南大学，余获与共寝处者又一年。君授以汉魏六朝文，韩愈、王夫之、章炳麟及己所作文各若干篇，经史百家，则听任左右采获。有所质疑，大叩之则大鸣，小叩之则小鸣，惟词章靳不以传，曰：“学在致用，文人无足观也。”余不能仰体父志，居周公馆时，往往将所作五七言绝句厕文稿中以进，君亦勤为修改。至十六岁，积稿已裒然成帙。柳午亭丈见之，谓诗风近龚定庵。罗庶丹丈见《读项羽本纪》诗，谓押险韵能稳，有“履虎尾，不咥人”之象。丈为余点定《咏雪》（七律四首）、《次韵张昕谈禅》（七律四首）、《春江引》（七古）、《狂歌赠王生》（七古，各诗均载一九三二年湖大期刊，今不可觅得）。丈嗜酒，酒后高睨大谈，汗漫无涯涘，尝诏余曰“熔铸经史入诗则品高”，又曰：“学诗当以青莲为宗。”为讲《越中怀古》绝句，目光如炬，眉睫飞动，至今犹仿佛见之。为《玩月》诗云：“若逢天上玉楼成，天将召我归霄汉。”果以是年谢世（余挽诗七律二章，亦载湖大期刊）。为余改诗者，先君外，独丈耳。生无华屋，死失山丘，知己之感，存殃之悲，曷云能已。一九四四年初秋，余为《大去行》，刊布于沅陵《中报》。主笔汉阳蔡叔和为按语，比之杜老之《北征》，拟于不伦，徒滋愧恧。然抗战八年，流血万里，未更见有诉之声诗，形诸咏叹者，亦可异也。一九四七年一月，余梓行《两间庐诗》于长沙。刘寅先丈序之，语多溢美。解放以后，纽有所作，长沙彭君岩石评为“寓沈忧于平淡”，于是向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者，至是君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王船山曰：“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叠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出生入死，上震天宇。”此吾湘之自然环境，所谓地录也。屈子怀沙，贾生赋鵩，李太白洞庭赊月，杜子美岳麓诛茅，柳子厚汨罗祷风，韩退之衡阳放酒，自古迁客骚人，流寓湖南者，史不绝书。若屈、若贾、若李、若杜、若韩、若柳，皆旷代文宗也，然其流风遗韵，均及身而泯，湖南所产，未见有能殆庶者，岂地灵不必人杰耶？朱明末叶，大儒王船山崛起衡阳，盖去屈子几二千年矣。清咸同间，其遗书稍稍出于屋壁，乡人慕化，作者蔚起，号为湘学。余生丁末造，未能躬逢其盛。先君子日与诸耆宿雍容揖让，论学衡文，余小子亦获于应对进退中亲謦欬焉。一九六八，先君弃世，享寿九十。斯时父党均已先逝，而文化大革命则以不可向迩之势烧葬旧文化、旧传统、旧道德，而湘学?焉以尽。 凡此，余学文之经历也。余非欲以诗鸣，更未敢欲以诗名。今之此集，类皆鸣其所不得不鸣。其为鸣则是矣，乌得谓之诗哉？更何敢望以诗名哉？蔡子为注刊行，其将暴余诗之不文耶？其将促余诗之速朽耶？ 此书之付梓也，出版社同仁与金君丹元实促成之。皆取人为善，成人之美者，谨致谢意。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陈述元叙于昆明莲花池畔，时年七十有六。

益阳陈君述元，余老友天倪翁之叔子。年十二、三即能诗，余尝叹为才子。阅十馀岁，复见所作，则已卓然自立。顷者，印其《两间庐诗》数十首求序于余，曰：“后不复作矣。”盖述元娴欧文，好其学，以为诗不足以尽其才。余甚壮其意，然犹欲广之焉。 天倪翁，今之高密，亦龙门也。文章抗晃贾，诗近大苏；广居论学，每标一义，往往出人意表，然皆人人所读书。盖其才之锐，足以奴仆其学之博，无空言也。翁仲子云章，余从女德芬之婿，本习土木，而好政事文学，亦高睨大谈，至或与翁龃龉。而述元日者直视翁疾言曰：“大人古文固未工，即诗亦胡不若某某者。”某某，江湖诗人也。翁大怒，立起攘臂哗，至报以市井语。他日，余从容谓翁曰：“述元之文余未见，未知于翁如何？若诗则百炼之中，灵光隐现，其才有非翁所能易视者。”翁不答，犹细语詈之，盖亦心喜余言也。 昔袁简斋以“性灵”说诗，人多诋訾。余独节取其言曰：“诗有别才，非关学也。”夫宁独诗，文亦有别才焉；夫宁独文，学亦有别才焉。翁尤才于学，述元尤才于诗。伟哉，三分天下之才，父子欲有其二矣。虽然，诗不关学，言其初耳，其既固非学莫能精且大。盖诗者可以不作，而不可以必不作。惟无别才者，学愈多，诗愈拙；有其才者，学愈富，诗愈工。夫天下之大，事物之赜，莫非学也，即莫非诗文也。 云章不为诗，然当力学，乃足以继翁之谈。述元已工诗，尤当博学，乃足以张翁之教。夫以述元之才，年甫三十，诚浸淫中西之学之益久，于诗必有欲已而不得已者，必有不求工而甚工者。然则《两间庐》之诗，乌得止于是哉。 一九四六年丙戌季冬盅园刘宗向寅先序。

诗之为义，本之性情，而协乎音律者也。《记》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盖志之所之，音节亦随以异焉。逊清末叶，据乱之世也。其为诗者，率凄怨其情，叫嚣其气，惨然若不可终日。迨至民国，更益以鄙倍佻亵之词，纤仄委琐之曲，古所谓亡国之音，无乎勿具矣。 家君生长乱世，内伤小己，外悼军国，感时抚事，骨折心惊。故少年所作，多出入阮步兵、杜少陵两家。或稍为险怪，与卢仝、李贺相颉颃。年三十，乃自悔曰：“吾将以文学移易风俗，今反为风俗所移易，是物主而我客也。”于是尽取少作焚之，以啴缓庄裕之音，写温柔敦厚之旨，期以起衰而兴治。会世运日非，偏弦独张，而无与和者，其趣弥高，其情弥苦矣。 余与季弟述元，束发受书。家君刚日授经，柔日授史，独词章靳不以传。命余治工业，弟习祛书，曰：“学在致用，文人无足观也。”述元敏悟，间治词章，请正于家君。家君谕之曰：“汝诗虽未深造，然能自出机杼，颇有才气。倍道兼行，亦可追踪时贤。然多愤郁之言、奔放之作，于拨乱反正之元音，未有当也。” 呜呼，世局凌夷，寒门困惫。家君富有之业，穷无所施。其布于世者，仅泰山之一毫芒。余困于土木之役，未能赓绍；以继志述事，望之述元。然如泛舟大海，浮天载地，茫乎莫得其涯涘也。故于其所至者，徇友人之请，稍为刊布，著其既往，以策其将来。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陈云章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