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宋末元初福州连江人，字所南，号忆翁，一号三外野人。少为太学上舍生，应博学宏词科。元兵南下，痛国事日非，叩阙上书，不报。宋亡，隐居吴下，寄食城南报国寺。坐卧未尝北向，闻北语则掩耳走，誓不与北人交接。善诗。工墨兰，自易代后，不画土根。卒年七十八。有诗集《心史》，旧无传本，明末得自苏州承天寺井中，有铁函封缄，世称“铁函心史”。另有《郑所南先生文集》、《所南翁一百二十图诗集》等。

郑思肖（一二四一～一三一八），字忆翁，号所南，连江（今属福建）人。名与字、号皆宋亡后所改，寓不忘宋室之意，原名已不详。宋末太学生，元兵南下，曾扣阍上书，不报。入元，居吴下，自号三外野人。善画墨兰，宋亡后画兰不画土，根无所凭，以为地已为人夺去。元仁宗延祐五年卒，年七十八。有《所南先生文集》，又有《心史》七卷，系明崇祯十一年苏州承天寺狼山中房浚井时发现，藏于铁函中，清徐乾学《通鉴后篇考异》以为是明末人伪托。明洪武《苏州府志》卷四○有传。　郑思肖诗，第一卷以《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汲古阁《所南诗集》为底本，校以《知不足斋丛书》本（简称知不足斋本）、《两宋名贤小集》（简称名贤集）；第二至五卷以明崇祯十二年张国维刻《心史》为底本，校以清抄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新辑集外诗附于卷末。

郑思肖（1241-1318） 字亿翁，号所南。

连江（今属福建）人。

宋末曾以太学生应博学鸿词试，授和靖书院山长。

宋亡隐居平江（今苏州），坐卧必向南，誓不与北人交往，因号所南。

擅画墨兰，兼工墨竹。

画兰根不着土，人问故，答曰："土为蕃人所夺，汝尚不知耶？

" 有《咸淳集》一卷、《大义集》一卷、《中兴集》一卷，共收诗250首，杂文4篇，前后自序5篇，共命名为《心史》，以当时形势无法刊行，遂于晚年将《心史》重缄封好，藏苏州承天寺眢井中，直至明崇祯十一年（1638）始被发现，藏一大铁盒中，外写"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

梁启超穷日夜之力读之，每尽一篇辄热血"腾跃一度"，曰："此书一日在天壤，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

郑思肖（一二四一——一三一八），字所南，号忆翁（一作亿翁），又号三外野人，福州连江（今福建连江）人，寓居吴县（今江苏苏州）。郑起子。为太学上舍生，尝应博学宏词科。元兵南下，扣阍上书，辞切直，忤当路，不报。宋亡隐居，改今名，及字与号皆示不忘于宋。坐卧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隐指「大宋」也。岁时伏腊辄野哭南拜，闻北语必掩耳疾走。精绘墨兰，国亡后，为兰不画土，意谓宋朝疆土已为元人所夺。尝谋举事讨元复宋，未果。无妻无子，郁郁而终。卒于元延祐五年，年七十八。着作存世者有《心史》七卷、《文集》一卷、《一百二十图诗》一卷、《锦钱余笑》一卷、《太极祭鍊内法》三卷。见正德《姑苏志》卷五五及所撰诸文。

【生卒】：1811—1872 【介绍】： 清湖南湘乡人。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道光十八年进士。授检讨，累擢为礼部侍郎。咸丰初在籍奉命帮办团练，旋编为湘军。四年，湘军出战。发布《讨粤匪檄》。数年间，攻占武汉、九江等重镇。十年，江南大营再溃，太平军东取苏、常。清廷乃授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十一年，占安庆。穆宗即位，西太后主政，复命节制苏、皖、浙、赣四省军务。后曾国荃攻天京，左宗棠入浙，李鸿章练淮军自上海攻苏、常，皆受成于国藩。同治三年，以湘军破天京，加太子太傅，封一等毅勇侯。后复督兵战捻军，无功。与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局；从容闳之议，选派首批学生留美。七年，以武英殿大学士任直隶总督。九年，办天津教案交涉，畏法国强盛，杀十七人，遣戍官吏，以求妥协。旋还任两江，卒于官。谥文正。论学谓义理、考据、词章缺一不可。所选《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颇行于世。有《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湘乡人。道光戊戌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封一等毅勇侯。赠太傅，谥文正。有《求阙斋诗集》。

曾国藩（1811-1872） 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

湖南湘乡人。

晚清重臣，湘军创立者和统帅者。

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

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宗法桐城而有变化发展，选编《经史百家杂钞》以为文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

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其文风影响。

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调》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

总名《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生于清朝长沙府白杨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谱名传豫，宗圣曾子七十世孙（系出曾氏南宗），晚清时期的重臣、名臣和功臣，湘军创始人和领袖，也是中国近代重要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书法家、思想家、文学家、诗人、外交家、实业家、改革家、儒生，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晚清另一重臣李鸿章有师徒关系。道光进士，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擢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吏部侍郎。1852年奉旨组办湘军，以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其所创立的湘军更成为晚清的依傍，曾国藩亦因此地位大幅上升，成为汉臣之首，同时亦扩大了地方权力，其门生朋友更遍布天下，势力幅及整个官场。1860年8月，授曾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寻加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翌年开始曾国藩支持恭亲王奕䜣主持的洋务运动，大力支持地方兴办实业，提倡以平等外交方式对待洋人，从而成为慈禧太后的重臣。1871年奉旨处理「天津教案」，但因与洋人委服而遭到天下唾骂，甚至被讽为「曾国贼」，因此积劳成疾，结果于翌年3月病死南京，享年61岁，谥文正。曾国藩与徒弟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袭罔替。有《曾文正公全集》。1864年7月，曾国藩和曾国荃率湘军攻破当时的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市）后屠城，死伤无数。南京百姓至今仍以“曾剃头”、“曾屠户”等词称呼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又有一说，“曾剃头”此一外号来自曾国藩治军极严，小过即斩，号称「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中国近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蒋中正和毛泽东高度评价过曾国藩。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说“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博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进惧倾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即使在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中正对曾国藩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

金和，字弓叔，一字亚匏，上元人。贡生。有《来云阁诗稿》。

余存诗断自戊戌，凡十五年，至壬子，得诗二千首有奇。癸丑陷贼后，仓黄伺间，仅以身免。敝衣徒跣，不将一字，流离奔走，神智顿衰，旧时肄业所及，每一倾想，都如隔世，而况此自率胸臆之词乎？顾以平生结习，酒边枕上，或复记忆一二，辄录出之，然皆寥寥短章，观听易尽，其在闳裁钜制，虽偶有还珠，大抵败鳞残羽。情事已远，歌泣俱非，欲续凫胫，祗添蛇足而已，故不敢为也。久之，亦得若干首。昔韩安国之言曰：「死灰不能复然乎？」余今之宠余诗，则既然之矣，知不足当大雅，抑聊自奉也，因名之曰「然灰集」。

癸丑二月，贼陷金陵，剑淅矛炊，诡名窃息。中夏壬子，度不可留，掩面辞家，仅以身免。贼中辛苦，顿首军门，人微言轻，穷而走北。桑根旧戚，恩重踰山，自秋徂春，寄景七月，而先慈之讣至矣。计此一年之中，泪难颒愧，声不副愁，几昧之无，遑言竞病？惟以彭尸抱愤，辄复伊吾，亦如曲生之交，尚未谢绝。昔杨诚斋于酒独爱椒花雨。椒，辛物也，余宜饮之。又余成此诗，半在椒陵听雨时，今写自癸丑二月至甲寅二月诗凡百五十馀首，为《椒雨集》。

是卷半同日记，不足言诗。如以诗论之，则军中诸作，语宗痛快，已失古人敦厚之风，犹非近贤排调之旨。其在今日诸公，有是韬钤，斯吾辈有此翰墨，尘秽略相等，殆亦气数使然邪？若传之后人，其疑焉者，将谓丑诋不堪，殆难传信，即或总其前后，读而谅之，亦觉申申詈人，大伤雅道，然则余此诗之得罪多矣。顷者江湖游食，更无执庑下人问《五噫歌》者，残秋无事，以其为昔年屐齿所在，故仍端录一本，存诸箧中，聊自娱悦，不但无问世之意，亦并无示客之时。佗日齿迈气平，或复以此为少作而悔之，又不但去其泰甚已也。丙辰九月自跋于松江寓楼。

余以甲寅八月出馆泰州，乙卯移清河，丙辰移松江，数为人师，自愧无状，惟以词赋为名，于诗不得不间有所作，虽短章塞责，而了了萍踪，未忍竟弃，遂积为卷叶。此三年中，乞食则同也，而残杯冷炙，今年为甚。夫残冷宜未有如余诗者矣，乃写自甲寅八月至丙辰十月去松江时诗，凡百有馀首，命之曰「残冷集」。

余以丙辰十月应大兴史怀甫（保悠）观察之聘，佐釐捐局于常州。明年丁巳，移江北。其七月，又移东坝，遂至己未九月。事在簿书、钱谷之间，日与驵侩、吏胥为伍，风雅道隔，身为俗人，虫鸟之吟或难自已，则亦独弦之哀歌也。今写自丙辰十月至己未冬赴杭州时所作诗，凡二百有馀首，曰《壹弦集》。

咸丰十年之闰三月，金陵大营再溃，不数月而吴会贼踪几遍，东南之祸于是乎极。余于其时尽室由江阴渡江，一寓于靖江，再寓于如皋，又渡吴淞江，取道沪上，然后航海至粤东止焉。初佐陆子岷钟江大令于端、广二郡，子岷逝世，遂佐长白凤五林（安）观察潮州。前后七八年间，凡若簿书期会之烦、刑狱榷算之琐、椎埋烽燧之警、侏俪责让之扰，俱于幕府焉责之，感在知己，所不敢辞。则日已昃而未食、鸡数鸣而后寝者，盖往往有焉，文章之事，束之高阁而已。然犹以其闻见所及，制为粤风粤雅二百馀篇，又先后怀人诗七十章，草稿皆在牍背，未遑掇拾。丁卯东归之前数日，家人辈以为皆废牍也，而拉杂摧烧之，于藏拙之义甚当，而歌泣已渺不可追，然则祖龙之燄虐矣。顾任生游迹以粤东为至远，屐齿之所及，未可废也，其未至粤以前及在粤馀诗，败鳞残爪，间有存者，辄复写之为《南栖集》。

余于丁卯夏，由粤东之潮州航海东归，既过春申江，行未至金陵，遘疾几殆。至戊辰冬，始以家属旋里。劫灰满地，衰病索居，怀刺生毛，阅四五年，竟无投处。癸酉之岁，出门求食，虽间有怜而收之者，而旧时竿木，鲍老郎当，大抵墨突未黔，楚醴已彻。十馀年中，来往吴会，九耕三俭，靳免寒饿而已。生趣既尽，诗怀亦孤，而自与夫己氏文字搆衅以来，既力持作诗之戒，又以行李所至，习见时流坛坫，尤不敢居知诗之名，即或结习未忘，偶有所作，要之变宫变徵，绝无家法，正如山中白云，止自怡悦，未可赠人。乃知穷而后工，古人自有诗福，大雅之林，非余望也。顾吾友丹阳束季符大令数数来问诗稿，谓余诗他日必有知者，儿辈亦以葺诗为请，余未忍峻拒，因检丁卯至乙酉诸诗，虽甚寥寥，犹汇写之为《奇零集》。余已年垂七十，其或天假之年，蚕丝未尽，此后亦不再编他集矣。

美人香草，胎自风骚，汉晋以来，不废斯体，《香奁》《疑雨》，弥扬其波。余生于江东金粉之乡，不无俗耳筝琶之听，宠花心事，中酒风光，当其少时，好为绮语。虽司勋明知春梦，而彭泽难讳閒情，竟删风怀，自惭情伪，特入诸本集，恐为方袍幅巾者所呵，故别而存之。欧阳公之言曰：「酒黏衫袖重，花压帽檐偏。」余极爱诵此二语，因命之曰「压帽集」。

闻之全椒薛先生曰：「亚匏，振奇人也，至性人也，晚无所遇而托于诗。」光绪初元，乃与君相见于钵山。君时已倦游，少年抑塞磊落之气殆尽，而同气犹相求也。造访逆旅，密坐倾衿。予盖习闻金陵义士翻城之盟，微叩之，君蹙頞不欲尽其辞。清言谈蓺，逾晷而别，固未得读其诗也。献窃闻之，《诗》有风有雅，则有正有变，庙堂之制，雍容揄扬，箸后嗣者，正雅尚已。天人迁革，三事忧危，变雅之作，用等谏书。流而为《春秋》家者，非无位者之事。若夫形四方之风，长言永歌，政和安乐者有之。既不获作息承平之世，兵刃死亡，非徒闻见而已，盖身亲之。甚而《式微》之播迁、《兔爰》之伤败、《清人》之翱翔、《黍离》之颠覆，「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则夫悲歌慷慨，至于穷蹙酸嘶，有列国变风所未能尽者，亚匏之诗云尔。大凡君之沦陷、之鲜民、之乞食，一日茹哀，百年忍痛，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于我皆同病也。风之变，变之极者，所谓不得已而作也。君终焉放废，不复能以变雅当谏书，《春秋》纪衰，亦布衣者所窃取。君蕉萃老死，不再相见，今从束季符令君得读君诗，散佚而后，尚数百篇。跌荡尚气，所谓振奇者在是；缠绵婉笃，所谓至性者在是。昔者群盗窟穴金陵者十二年，贤人君子出于坎窞，予所识如田君鼎臣、管君小异，皆尝雪涕嚼齿，言当日情事如君之诗。至若张义士炳垣，尤旷代之奇烈，献追哀以诗，差于君诗为笙磬矣。今者南国江山，重秀再清，风人涕泪，荡为烟埃，而君已死，不复歌舞为太平之民。然而君固达微之君子，尚在人间，犹将继《山枢》《蒹葭》之音，未能忘情于当世也。光绪十有八年，岁在壬辰暮春之月既望，谭献撰。

予年十五从宝应乔笙巢先生学为赋，先生手《惜阴书院赋钞》一册授予，其间作者若蔡子涵琳、湘帆寿昌、杨柳门后、周还之葆濂、马鹤船寿龄、姚西农必成，并一时之隽，而尤以金亚匏先生和为魁杓。妥帖排奡，隐秀雄奇，融汉魏六朝三唐于一冶，东南人士莫之或先。予之知先生始此也。时赭寇方炽，先生支离岭南，半菽不饱，出没豺虎之丛，独弦哀歌，不获一奉手。其后十许年，予来江宁，读书惜阴书院，与刘子恭甫、唐子端甫、秦子伯虞、朱子子期亦以辞赋相角逐，如先生曩者与蔡、马、杨、周同，而所作下先生远甚。一日，遇先生桑根师坐上，先生年垂六十，意气遒上如三四十人，抵掌谈天下事，声觥觥如钜霆。得失利病，珠贯烛照，不毫发差忒，镌呵侯卿，有不称意者，涕唾之若腥腐，闻者舌挢不得下，先生夷如也。先生出，师顾予曰：「亚匏，振奇人也。袌负卓荦，足以济一世之变，而才与命妨，连蹇不偶。尝从东诸侯游矣，亦无真知亚匏者足以尽其所蕴。世自失亚匏耳，于亚匏何有哉？」予心识之。既先生中子还仍珠复从予游，予乃以得于先生者授之，仍珠亦日有声。乙酉，桑根师弃诸生。未几，先生亦旅没沪上。科举既废，辞赋遂同刍狗，刘、唐诸子并为异物，讲舍且易为图书馆矣。每念先生与蔡、马、杨、周跌宕文史，放浪山泽，已如读循蜚、合雒诸纪，若灭若没，罕有能道其端委者，又独聚散存没之故，足深人遐慕也耶？今年春，仍珠始以先生诗二册，附以词及杂文，乞予校定。先生诗妥帖排奡，隐秀雄奇，犹之其赋也。词若杂文，亦能据其中之所得，不同于凡近。独予童龀即知先生，而迟之六十年乃得卒业是编，距与先生执手时又一世矣。世运相禅，陵夷谷堙，先生既前卒，不见桑海之变，而予颓龄穷海，顾景无俦，于过去千劫，太平三世，皆一一躬丁之，今且不知所终极，读先生是编，忽不禁其万感之横集也。甲寅立冬前一日，金坛冯煦。

昔元遗山有「诗到苏黄尽」之叹，诗果无尽乎？

自三百篇而汉魏，而唐而宋，涂径则既尽开，国土则既尽辟，生千岁后，而欲自树壁垒于古人范围以外，譬犹居今世而思求荒原于五大部洲中，以别建国族，夫安可得？

诗果有尽乎？

人类之识想若有限域，则其所发宜有限域；世法之对境若一成不变，则其所受宜一成不变。

而不然者，则文章千古，其运无涯，谓一切悉已函孕于古人，譬言今之新艺新器可以无作，宁有是处？

大抵文学之事，必经国家百数十年之平和发育，然后所积受者厚，而大家乃能出乎其间。

而所谓大家者，必其天才之绝特，其性情之笃挚，其学力之深博，斯无论已。

又必其身世所遭值，有以异于群众，甚且为人生所莫能堪之境，其振奇磊落之气，百无所寄泄，而壹以迸集于此一途，其身所经历、心所接搆，复有无量之异象，以为之资，以此为诗，而诗乃千古矣。

唐之李杜，宋之苏黄，欧西之莎士比亚、戛狄尔，皆其人也。

余尝怪前清一代，历康雍乾嘉百馀岁之承平，蕴蓄深厚，中更滔天大难，波诡云谲，一治一乱，皆极有史之大观，宜于其间有文学界之健者异军特起，以与一时之事功相辉映。

然求诸当时之作者，未敢或许也。

及读金亚匏先生集，而所以移我情者乃无涯畔。

吾于诗所学至浅，岂敢妄有所论列？

吾惟觉其格律无一不轨于古，而意境、气象、魄力，求诸有清一代，未睹其偶，比诸远古，不名一家，而亦非一家之境界所能域也。

呜呼！

得此而清之诗史为不寥寂也已。

集初为排印本，余校读既竟，辄以意有所删选，既复从令子仍珠假得先生手写稿帙，增录如干首为今本。

仍珠乃付精椠，以永其传。

先生自序述其友束季符之言，谓其诗他日必有知者。

夫启超则何足以知先生？

然以李杜万丈光燄，韩公犹有群儿多毁之叹，岂文章真价，必易世而始章也？

噫嘻！

乙卯十月，新会梁启超。

先君诗词文稿，经粤匪之乱，散失都尽，世所传《来云阁诗》，什九皆乱后之作，为丹阳束季符先生允泰所刻本。先生与先君为金石交，先君故后，葺所钞存诗稿，刻于杭州，题曰「来云阁诗」。实则来云阁者，先君自署词稿之名，诗稿旧自署为「秋蟪吟馆诗钞」。束刻版本后存于金陵书局，辛亥、癸丑两次之乱全毁焉。男遗、还敬谋重刻，复检旧藏，得词六十六首、文十七篇，吉光片羽，手泽弥新，各为一卷，并以付梓，敬更正诗稿之名曰「秋蟪吟馆诗钞」，而以「来云阁」之名仍归之词稿，题曰「来云阁词钞」。文一卷，无题名，附于词钞之后，均从先志也。男遗、还敬注。

近人之言诗者，亟称郑子尹郑子尹。子尹盖颇经丧乱，其托意命词又合少陵、次山、昌黎，镕铸而变化之，故不同乎寻常之为诗也。上元金君仍珠以其尊人亚匏先生遗诗刊本见惠，读之彷佛向者之读子尹之诗也。至癸丑、甲寅间作，则一种沈痛惨澹阴黑气象，非子尹之诗所有矣。夫举家陷身豺虎之穴，谋与官军应，不济，万死一生，迟之又久，仅而次第得脱，岂独子尹所未经，抑少陵所未经矣。经此危苦而不死，岂乏其人？不死而又能诗，且能为沈痛惨澹阴黑逼肖此危苦之诗，无其人也。先生与子尹同时，子尹名早著。然知子尹之诗，不知先生之诗，欲不谓之贵耳而贱目也，岂可得邪？乙卯人日，侯官陈衍书于京师。

谨案：先君诗集，粤匪乱后所作，自题曰「秋蟪吟馆诗钞」。

捐馆以后，丹阳束季符先生允泰垂念金石至契，力图传播，属仁和谭仲脩先生献选成一本，于光绪戊辰序刊杭州，用先君自署词稿之名，题曰「来云阁诗」。

板存金陵书局，经辛亥、癸丑两次兵事，不可踪迹。

嗣还与家兄遗商定，仍用「秋蟪吟馆诗钞」旧题，覆印束本，加入词稿、文稿，以活字板排行，以饷世之欲读先人遗著者。

时与新会梁任公启超同客京师，承于先集有「诗史」之目，详加釐订。

复以纪事钜篇，谭选尚有未尽，加入数首，属还付手民精刻，并许刻后覆勘。

会梁君南返不果，还敬捡手稿及束本校读，并就仁和吴伯宛昌绶、长洲章式之钰一再商榷，是为今七卷本。

告成有日，用志颠末。

丙辰五月，第二男还敬记。

亚匏先生生二子，长名遗，字是珠，次名还，字仍珠。

仍珠与余交最密。

光绪乙酉科举人，入河东运使幕，由佐贰保升知县，分山西补用，委办归化城教案，为晋抚岑春煊所赏，调充抚院文案。

光绪壬寅秋，赵尚书由山西布政使护理巡抚，余就其聘为内书记，始与仍珠朝夕相见。

癸卯，尚书调任湘抚，余与仍珠同案奏调，同充抚院文案，余司财政、商矿、教育，仍珠司吏治、刑律、军务、交涉。

旋出署澧州知州，政声卓然。

未半年，调回文案。

桂事起，湘边吃紧，仍珠筹画防剿事宜，因应悉当。

力保黄忠浩熟娴韬略，可以专任，尚书深韪其言。

尚书奉召入都陛见，陆元鼎继任，仍珠仍留文案。

陆过武昌时，张之洞痛诋黄忠浩与革党通，不可再予兵权，意欲以张彪代之。

陆与仍珠疏，初颇疑金、黄句结，后黄军所向有功，仍珠善于料事，又长辞令，陆大信任之。

时尚书已拜盛京将军之命，奏调仍珠赴奉。

余本以文案总办兼财政局会办，仍珠至，以文案总办让之，仍令余会办，又令仍珠会办财政局。

未几，又令会办农工商局。

终尚书之任，仍珠未离文案。

尤长于交涉案件，日、俄战后，收回各项已失主权，皆其襄赞之力。

嗣因营口开埠，章程草案与直督幕府刘燕翼龃龉，大为袁世凯所恶。

尚书内调，徐世昌继任，竟以财政案与余同时革职，实则仍珠仅会衔而不问事，乃同被其谤，冤矣。

余二人既同去官，同回上海閒居，旋为端方招入两江幕府，又为锡良调至奉天，委办锦瑷铁路交涉，锡又委以奉天官银号会办。

尚书二次出关，仍珠仍任文案总办，兼东三省官银号总办。

武昌事起，清室动摇，尚书委署奉天度支司，辞不就任；且侦知奉省有潜谋革命者，张作霖势力渐张，力劝尚书归隐，尚书犹豫，同官亦设计阻挠，延至共和诏下，方得去位。

然以袁世凯之雄猜，尚书之忠厚，竟能绝交不恶，从容入关，皆仍珠擘画之功也。

入民国后，在京蒙古王公，组织蒙古实业公司，公举仍珠为协理，移家北京，入进步党为基金监。

梁任公为财政总长，同党公举仍珠为次长，欲藉其深沈谙练之力，为任公补偏救弊，任公甚信赖之。

民国十一年，中国银行股东会举为总裁，张嘉璈副之，仍珠能尽张之长而匡其短，维持之功颇大。

十四年，在总裁任以积劳得中风疾辞职。

由是右偏不仁，神思颠倒，如狂癫之症，逾年忽然清醒，自言如梦初觉，但仍偏废在床。

十八年，卒于家，年仅七十三。

仍珠少受业于冯蒿庵，为律赋甚工，未留稿。

入政界后，长于公牍、章奏，周密而有断制，能弭患于未形，又深悉社会情伪，善为人谋，有疑难事，咸就商取决焉。

余生平受益极多，仍珠亦引余为益友也。

弱冠孤贫，笔耕不给，饥驱谋食，事畜增繁，操守甚谨严，虽屡近膏腴而积赀有限。

病中以遗嘱付托，不过数万金，身后分给二子及诸孙，陆续耗用，未及一年，已艰窘不能支柱。

读亚匏先生之诗，其命宫殆世世磨蝎也欤？

是珠尤不善治生，沈于痼习，家居营口，为商人司笔札，潦倒于身，时仗仍珠周济。

遗嘱内有分给是珠二子之学费，顷闻读书颇有成，差足喜也。

仍珠殁，余方在南，事后凭棺一恸，怆感万端，有挽诗云：「平生益友惟君最，又到吞声死别时。

病里笑谈仍隔阂，梦中魂气忽迷离。

已无笔势铭贞曜，祗有琴心殉子期。

一恸傥随冥契逝，神州残命况如丝。

」「卅年形影相追逐，君病而今四载强。

平旦东方神已敞，浮云游子意何长。

焚琴燕寝花无主，（侍婢阿琴他适。

）啜茗公园树久荒。

（余至京，每日在公园老树下茗话。

）遗著未编遗嘱在，含悲郑重付诸郎。

」庚辰十月初九日追记。

此书初刻成，仍珠以最精印本见赠，展诵数过，藏庋有年。

庚辰十月，检书作记，距仍珠之死已一星终矣。

仍珠遗稿，百无一存，读者见余所记，可略悉其生平，盖非一人之私言也。

景葵。

（录入：顾青翎）

【生卒】：1828—1909 【介绍】： 清安徽寿州人，字燮臣。咸丰九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光绪间毓庆宫行走，与翁同龢同为帝师。历工、礼、吏、户各部尚书。戊戌新政时为管学大臣，管理官书局，开办京师大学堂。以反对废立，引病解职。辛丑议和后拜武英殿大学士，任学务大臣，充资政院总裁。卒谥文正。

孙家（1827年—1909年），字燮臣，号容卿、蛰生，别号澹静老人，安徽省凤阳府寿州（今淮南市寿县）人，晚清状元、政治家。

咸丰九年（1859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出湖北学政，升侍讲、侍读。

入值上书房。

光绪四年（1878年），命在毓庆宫行走，与翁同龢同任光绪帝师。

历升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侍郎等职。

光绪二十年（1894年），孙家鼐反对为朝鲜的宗主权与日本开战，力言「衅不可启」，主张妥协，与李鸿章的见解不谋而合。

二十四年，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成立，任第一任管学大臣。

三十三年，与溥伦同任资政院总裁，妥拟院章，筹画立宪事宜。

戊戌变法期间，孙家鼐主张向欧美学习，指出「中国以礼教为建邦之本，纲常名义，万古常新」，变法乃维护清廷统治的工具，固有制度不可打破，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主张不同。

二十四年，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停止新政，囚禁光绪帝，杀「戊戌六君子」。

孙家鼐变法立场较温和，遂未被追究。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帝后西行陕西，孙家鼐被启用为礼部尚书。

还京后，任体仁阁大学士，历转东阁、文渊阁、武英殿大学士，充学务大臣，注重实学，并与张百熙等制定《奏定学堂章程》，开展教育改革。

后与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瞿鸿禨总责核定改革官制。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赏太子太傅。

宣统元年，孙家鼐病逝，晋赠太傅，谥文正。

《清史稿》有传。

【生卒】：1830—1904 【介绍】： 清江苏常熟人，字叔平，晚号瓶庵居士，又号松禅。翁心存子。咸丰六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同光两朝皆为帝师。历内阁学士、左都御史、刑、工部尚书，官至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参机务。中日战争时，与李鸿藻主战。和议起，力争改约稿。戊戌间以赞助新政罢官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卒于家。宣统元年复原官。工书法，著有《瓶庐诗文稿》、《翁文恭公日记》

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晚号瓶庐，又号松禅，常熟人。咸丰丙辰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谥文恭。有《瓶庐诗稿》。

翁同龢(1830-1904) 字声甫，号叔平，又号瓶庐、松禅。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1856)进士。授修撰。历官中允、内阁学士、刑部与户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与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尚书领协办大学士。以主变法革职回籍。宣统间追谥文恭。诗长于七绝，多托兴萧寥之作。词风类诗。有《瓶庐诗钞》、《瓶庐文钞》、《瓶庐词钞》。

翁同龢（1830年5月19日—1904年7月4日），字叔平，号松禅，晚号瓶庵居士、人称翁帝师、翁师傅，江苏常熟人，清末大臣、书法家、状元。

官至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是同治帝和光绪帝的两代帝师。

翁同龢幼年时的国学教育系由其母亲与姐姐教导完成。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参加科举得恩贡，咸丰二年（1852）壬子顺天乡试中举，咸丰六年（1856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曾任陕西学政，因病回京。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翁同龢发现诸多疑窦，同治帝下令重审此案，其中涉及“两湖派”与“江浙派”的权力斗争。

光绪元年（1875年），翁同龢署刑部右侍郎。

次年四月，慈禧太后命教授光绪帝读书。

不久，迁户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晋都察院左都御史。

历任刑部、工部尚书。

光绪五年十一月，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通商十八条，六年八月十八日，翁同龢等人在养心殿面对两宫皇太后，翁认为伊犁可以割走，但十八条不能应允，特别是在西安、汉中设立通商口岸以及在松花江上行船等两条不可许。

光绪八年（1882年），充任军机大臣。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中，主张进兵结合谈判，不可一味依仗刘永福之黑旗军。

不久，罢直军机。

历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紫缰。

翁同龢因曾国藩及李鸿章曾经检举其兄，因而终身与李鸿章有私怨。

翁同龢对于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推行的洋务运动颇为排斥，对于该运动也有所批评，并影响往后光绪帝亲政后的举措。

任户部尚书期间，处处以反腐等各理由刁难北洋水师，光绪十七年，暂停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两年。

当时有一副讥讽对联描写二人无能：「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上联「合肥」指安徽合肥的李鸿章，下联「常熟」即江苏常熟的翁同龢。

李翁二人的恩怨间接导致日后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失利。

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再任军机大臣，深得光绪帝信任。

在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

次年，清军战败，中日和议期间，翁同龢与李鸿藻极力反对割地，指出：「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

」又联合俄、英、德三国谋阻割地，最终情势无法挽回。

次年，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开始后，6月15日，翁同龢突然遭光绪帝将其开缺回籍。

传统说法认为翁支持维新变法，推荐康有为，拟定并颁发了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件《明定国是诏》，故遭到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之名加以罢黜；另外一个说法，则是甲午战争之所以失败，在于翁同龢对于北洋舰队的武器更新百般刁难所致，有次恭亲王奕䜣病重，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前往探望，光绪皇帝曾询问恭亲王奕䜣翁同龢是否值得重用，恭亲王奕䜣对光绪帝表达反对意见，最后光绪皇帝在与慈禧讨论后决定忍痛罢黜翁同龢。

戊戌政变后又遭严厉斥责，将其罢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翁先到侄子江西巡抚翁曾桂署中暂住，然后回常熟故乡。

光绪三十年（1904年）病逝于故乡。

死后康有为誉之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

然而，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指出：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说道：「那拉氏（慈禧太后）忽将出一朱谕，强令皇上宣布。

…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

此朱谕实那拉氏与荣禄最毒之计，闻系出于荣禄私人李盛铎所拟云。

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然后可以为所欲为也。

」可见罢黜翁同龢的诏书，为「荣禄私人」李盛铎所草拟。

但是康有为在《自编年谱》却记载翁同龢被罢前夕，康有为「为御史李盛铎草译书、游历及明赏罚、辨新旧摺，李上之。

」可见康有为替李盛铎草拟之「明赏罚、辨新旧」的奏摺，即是弹劾翁同龢的奏摺，将翁同龢视为「旧」而加之以「罚」。

变法派领袖康有为竟然帮「荣禄私人」李盛铎草拟奏摺，岂非怪事？

因此，李盛铎不但非「荣禄私人」，而且可能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与拟稿之下，上书弹劾翁同龢。

翁同龢的被罢，不是「那拉氏与荣禄最毒之计」，而是康有为「除旧布新」的结果。

宣统元年（1909年），翁同龢获得官方「平反」，追复官衔，并追加谥号为文恭。

著作有《瓶庐诗稿》、《翁文恭公日记》、《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等。

【生卒】：1833—1907 【介绍】： 清贵州贵筑人，字苾园。

同治二年进士，官编修，出督云南学政。

光绪间累擢内阁学士，迁刑部侍郎。

典试广东，赏梁启超才，以从妹妻之。

尝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

密荐康有为、谭嗣同于光绪帝，擢礼部尚书。

戊戌政变，诏褫职，戍新疆。

寻赦归，主讲贵州经世学堂。

孙思敬（1843-1891），字伯肃，又字俨若，无锡人。

并沿袭了他父亲的堂号意园。

廪贡生。

文章道德见重当时，以设帐授徒为生，吴稚晖，丁云轩，俞仲还等皆其高足。

去世时年仅48岁。

在他去世四十多年后，其幼女孙卓如（画家，尤工花卉）搜集了他部分诗、书、画，编辑成《意园遗集》。

胡从简（1844年—1895年），字敬亭，四川省成都府新津县人，清代著名经师大家，著名礼学大师、进士。

新津胡氏祖籍安徽绩溪，后迁江西庐陵。

综合吴克让的《新津县乡土志》及新津胡氏族谱载，新津胡氏一世祖为宋末元初胡受，从湖北麻城迁入川西。

四世祖为胡通海，元末进士，四川昌州知州，后定居永川九龙滩。

时昌州辖大足、荣昌、永川等地。

五世祖为胡复初，元末庠生，不仕后充任蜀之荣县东川书院教授。

六世祖为明初刑部侍郎，兵部左侍郎胡子昭，与方孝孺同日殉难。

明朝传至胡应这一代始迁新津。

清初胡氏另一脉相传到十六代胡大斌。

又一支传到二十一代胡文魁。

这两支也迁到新津。

清初至清末，胡氏又相传约十代。

胡从简1844年出生于新津。

由于明末清初四川的连续兵灾，当时胡家已经式微。

胡从简人穷志不穷，“编屦得钱为活。

年十九，始读书，刻苦自励。

”吴克让《新津县乡土志》说， “胡从简亦岳公再传子弟，邃于古义。

” 这里所说的岳公即岳逢阳，字丹崖，道光十二年壬辰恩科（1832）进士。

岳逢阳是清代新津县四位进士中的第二位。

岳逢阳家在新津县安西镇月花村，是岳飞第二十三世嫡孙。

后来胡从简考上锦江书院邑庠生（秀才）。

1874年胡从简肄业锦江书院，时年三十。

1875年，四川学政张之洞建立尊经书院，在全蜀学生三万人中选拔百名入学，录取率0.003。

张之洞是晚清四大名臣和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计划通过尊经书院，以“一人学战，教成十人。

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方式为蜀中培养“通博之士，致用之才。

” 为给尊经书院选拔高才生，张之洞在蜀中主持考试，题为周礼社制考。

试毕，胡从简被张之洞选拔为第一，入选为尊经书院上舍生，即今天的高年级研究生。

据记载，胡从简“融贯礼经，《周礼》、《大小戴记》并注疏皆成诵。

”当时参加考试的学生中，有与胡从简同时第一批考入尊经书院的杨锐，宋育仁，廖平等人。

他们虽比胡从简小五到十岁上下，但即使在学术上他们人人皆非等闲之辈。

胡从简能在考试中从这批人中脱颖而出，可见其学力之深厚。

1879年，王闿运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来到成都，担任尊经书院山长 （校长）。

王闿运学问深厚，尤注重通经致用。

他担任尊经书院山长期间，重振了著名的“蜀学”，使蜀学派一跃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的顶峰，因而在晚清及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名垂千古。

钱基博曾指出“疑古非圣，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 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足见王闿运在清末民初的历史地位。

王闿运来到尊经书院后立即考试学生，题目是“玄端，冠端所用。

”学生们答题大多依据乾嘉学派大师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流行著作。

唯独胡从简“取证经记，曲折旁通，”立即受到王闿运的器重，提拔为斋长。

古代的学院分院斋两级管理，相当于现在的校院两级。

按国子监的传统，斋长在日常教学管理甚至是寝室管理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斋长既起着维持正常秩序的作用, 也发挥着课后协助教官监督学生言行的作用。

斋长有权对违规的学生进行惩处。

清末薛福成《庸庵笔记》说，在王闿运指导下，胡从简治《礼》，戴光治《书》，廖平治《公羊》、《榖梁》、《春秋》，刘子雄、岳森通诸经，“皆有师法，”成为蜀学派在清代学术史上的杰出代表。

廖平的学说也为后来的变法奠定了学术基础。

而杨锐，宋育仁则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政治领袖人物。

胡从简终成清代礼学大师。

清史资料《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特别将胡从简传附于王闿运传之后，显然是视他为王闿运之得意门生。

1892年胡从简考取进士。

按梁启超的说法来算，清代的一个童生历经逐次科举考试，最后取得进士功名的几率小于万分之一。

社会和朝廷对进士都很重视。

按朝廷惯例，胡从简被授予知县即用。

七品知县，年俸45到60两白银，禄米45斛（一斛等于五斗或50 升或约为现在200斤），养廉银1200两白银。

相比之下，一户农家一年的收入平均才40两白银。

胡从简被授予知县，也就是说，凭正常合法收入，他一年的经济收入可以是一般人的十几倍。

对于曾在青年时期经历过贫困的胡从简来说，做官无疑是改善家庭物质生活的机会。

清史资料《清代朴学大师列传·胡从简传》，《清代学人列传·胡从简传》记载胡从简弃官不做，“乞病归，家居治学，竟不复出。

” 胡从简治学极为刻苦，“恒以夜分就灯下纂录，五十而瞽。

”“所著书有《礼经考》，《礼经释例》，《周礼句读》，《大戴礼记笺》，《读礼管窥》，累六百余万言，蔚若继曲台之后。

” 只可惜这些著作今天恐怕已经毁损。

查遍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除《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尊经书院初集》，《尊经书院二集》和《尊经书院三集》以外，有关尊经书院的档案和资料现在全部不知所终，其中包括胡从简的巨著。

就连尊经书院各位进士的朱卷也都在文献中没有了踪影，只有宋育仁的还在。

鉴于尊经书院与戊戍变法的密切关系，这个现象与戊戍变法失败直接有关。

西汉学者后苍开创《礼》学以后，两千年以降，研究《礼》学的大家为数众多，其中还包括朱熹等人。

由于上古历史文献流传下来的很少，文义考据及其艰难，历代学者在《礼》学研究领域中的成果多为论文，专著较少，而胡从简的礼学却有五部专著，六百余万言之巨。

通盘比较《清代学人列传》对各位入传学者的学术地位评价，“蔚若继曲台之后”之语的确是极高赞誉。

其意为，胡从简是继西汉经学大家后苍著《后氏曲台记》，开创《礼》学以后，两千年来成就最是蔚为大观的《礼》学大师。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和《清代学人列传》王闿运传一文中还指出，胡从简“蔚为经师，咸守家法，较之诂经、学海所造就者殆有过无不及焉。

” 这句评语也是对胡从简的很高评价。

清代是历史文献研究考证学的黄金时代和顶峰。

清代这方面的大家有许多。

光是乾隆到嘉庆年间形成的乾嘉学派就有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等等。

乾嘉学派奠基人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

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经学，著述丰富。

整个清代考据学学海中有造就者光是出现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中的著名学者就有370余人。

胡从简能得到“有过无不及”的盖棺定论，绝对是极大的荣誉。

胡从简无嗣，收侄儿胡念祖为子，传其学。

胡念祖在学术上得胡从简真传，在尊经书院就读时也是廪生，后又任书院东斋斋长。

现存于四川大学图书馆的尊经书局出版物《尊经书院初集》，《尊经书院二集》和《尊经书院三集》中刊有胡从简，胡念祖他们两人的论文共15篇。

其中胡从简七篇，胡念祖八篇。

这三部珍贵典籍是尊经书院留传下来的现存唯一学术书籍。

不幸中的万幸，这15篇论文就成了今人了解胡氏礼学的窥豹之管。

1895年胡从简逝世，享年54岁。

【生卒】：1844—1918 【介绍】： 清江苏宜兴人，字子静。

光绪二年进士。

授编修。

胶州湾事件后上疏请明定国是以变法图强。

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

百日维新间擢礼部侍郎。

政变后夺职监禁。

二十六年出狱，赴杭定居，别字仅叟。

徐致靖（1844年—1918年），字子静，号仅叟，清末高官，维新派人士。

江苏宜兴人，寄籍宛平。

徐致靖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徐家杰之子。

光绪二年（1876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年），官拜礼部右侍郎、翰林侍读学士。

戊戌四月二十日（1898年6月8日），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

上书后第三天（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

戊戌变法正式启动。

变法开始后，上《密保人才摺》，向光绪帝保荐康有为、谭嗣同、张元济、黄遵宪、梁启超等人。

在变法中多次上书，主张废八股，开书局，裁冗官，上摺保举袁世凯等。

变法失败后，在上斜街寓所被捕。

徐家认为他必死无疑，备好棺材。

后经李鸿章（与徐父为同年故交）疏通，荣禄力保，被判绞监候（死缓）。

庚子事变，慈禧太后西逃。

八国联军入京，刑部大牢无人职守，请徐致靖回家。

慈禧回京后，下诏赦免。

后归隐杭州姚园寺巷直至病逝。

他被称为“六君子”之外的七君子，参与变法最早最深，逃生后曾劝康有为不要参加复辟。

著有《上虞县志》、《奏议》、《仅叟诗文》若干卷，《论语解》（未完稿）。

杨崇伊（1850年—1909年），字莘伯，江苏省苏州府常熟县人。

进士出身。

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进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

光绪九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考授广西道监察御史，到任第一疏即弹劾康有为、梁启超在京师创设强学会，导致朝廷将其封禁。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又纠内阁侍读学士文廷式。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杨崇伊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

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丁忧回籍，寄寓扬州，因争抢妓女，被江苏布政使瑞澄参劾，逐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后来，杨崇伊之子杨云史为父平反，正值光绪、慈禧先后逝世，事被搁置，最后于民国十一年为杨崇伊平反，并颁发“含谟吐忠”的祠额。

杨家在得到祠额后，重新建造新杨家祠堂，该祠堂直至一九九五年才被常熟地方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