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陶（1855年—1930年），字象华，子砺，号九龙真逸，别署砺道人、九龙山人，晚更名永焘，广东东莞县（今东莞市）中堂镇凤涌乡人。

清末政治人物、学者。

光绪十八年探花及第。

官至江宁提学使，署布政使。

清亡后以遗老自况，移居香港。

陈伯陶之父陈铭圭为咸丰二年（1852年）副贡。

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十七日，陈伯陶生于东莞县城家中。

五岁启蒙，六岁时，其父故交、学者陈澧主讲东莞石龙的龙溪书院，陈伯陶拜陈澧为师，后来其经学词章受陈澧影响颇大。

十岁，通晓五经。

光绪元年（1875年）中秀才， 光绪五年（1879年）中解元（广东乡试考取第一名）。

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殿试高中一甲第三名（探花）, 赐进士及第，任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武英殿协修等职。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陈伯陶外派往云南、贵州、山东出任乡试副考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陈伯陶携眷返回东莞安顿妥当后，随即赶赴西安追随慈禧太后和光绪帝。

《辛丑条约》签订后，陈伯陶跟随光绪帝回京，并入值南书房任行走，充当皇帝的近身文学侍从。

南书房行走虽无实务，但一直是清代文官向往的荣誉；事实上陈伯陶后来亦非常缅怀这段在皇帝身边的岁月。

光绪三十二年，陈伯陶外调江宁提学使，开始走上教育官僚的道路。

他曾经到日本考察教育发展，回国后在南京推广实业高等学堂。

他创办了方言学堂和暨南学堂；前者是外语学校，后者是华侨学校，亦即暨南大学的前身。

光绪三十四年，陈伯陶迁任江宁布政使；可惜就在仕途日隆之际，光绪帝遽然去世。

陈伯陶受此打击，复见政局日渐紧张，遂于宣统二年弃官回归东莞。

宣统三年，亦即辛亥革命爆发的同年，陈伯陶出任广东省教育总会会长。

武昌起义后，广东变天，革命军一度包围东莞陈宅，陈伯陶于是携眷逃往香港红磡暂避。

未几宣统逊位，陈伯陶遂迁往九龙城，打算以此地为长居之所，并以秦朝东陵侯召平于秦亡后种瓜自给的典故，署其小楼名为「瓜庐」，以示效忠清廷，不事二朝。

陈伯陶来港后不剪辫，不易服，以前清遗老面目示人；又自号「九龙真逸」，决心以隐逸度其馀生。

其间龙济光入主广东，曾力邀陈伯陶出山佐政；又以设广东省志局为名，请其主持修志。

陈伯陶始终不为所动，坚拒不就；反而应东莞同乡叶湘南之邀，就地于九龙设局纂修《东莞县志》。

六年后志书98卷修成，另附《沙田志》四卷，全书一百卅十馀万字，于时堪称巨著。

《东莞县志》是陈伯陶的专业制作，颇得学界好评。

他又著手编纂宋元以来广东遗民传记资料，写成《胜朝粤东遗民录》、《宋东莞遗民录》、《元广东遗民录》、《明东莞三忠传》等书，以寄寓其思念前朝之情。

1922年溥仪大婚，陈伯陶携一万元巨款入京祝贺，以尽为臣之礼。

陈伯陶去国多年后重回昔日入值的南书房，感慨万分，不胜唏嘘。

陈伯陶隐居的九龙城，曾经是南宋末二帝的栖身之所。

此地有宋王台及侯王庙两处遗址；前者为纪念二帝而设，后者则来历不详。

此段亡国史事不但惹起陈伯陶的遗民思绪，更引起其寻根探低的兴趣，最后考订侯王乃宋末杨淑妃亲弟杨亮节。

未几港府计划收回宋王台遗址转售，事件为一众遗老上书陈情劝止；结果港府不但撤回计划，更容许遗老于宋王台之上修建石垣以为屏护。

风波平息后，陈伯陶特此撰写《九龙宋王台新筑石垣记》以表庆贺。

陈伯陶不时邀约遗民雅士，聚集其上酬唱互答，以寄故国之思。

陈伯陶一生埋首经籍，著述甚丰。

来港之前曾经参与纂修《清史稿》〈儒林〉和〈文苑〉两传；在港所著除前述方志及遗民传记之外，尚有《瓜庐文剩》、 《瓜庐诗剩》、《孝经说》、《袁督师遗稿》、《东江考》等多种。

另外，陈伯陶亦不忘薪传后代，与一众遗老于学海书楼设坛讲学，光大孔门事业。

1929年青山寺「香海名山」牌坊落成，陈伯陶亲题对联志庆。

其联云：「遵海而来杯渡情依中国土，高山仰止韩公名重异邦人」，对金文泰来港主政颇有赞许之意。

1930年8月20日，陈伯陶卒于香港九龙城寓所。

溥仪闻讯后赐予谥号「文良」，为遗老一生画上圆满句号。

女婿乃淩鸿勋之侄驻牙买加特命全权大使淩崇熙 （Samuel C.H. 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