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1915.2.25（《麦孟华集》作1875-1916），字孺博，号蜕庵，笔名曼殊、先忧子、伤心人等，广东顺德县吉佑乡名关村人。

1888年入广州学堂。

1891年入万木草堂，成为康有为的忠实弟子。

少时与梁启超齐名，在草堂弟子中有“梁麦”之称。

1893年与康有为同科中举。

1895年春与康有为、梁启超一起进京应试。

梁、麦同寓，时常“相与规划救国政略，并助南海先生奔走国事”。

将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受康有为嘱咐，鼓动在京各省举人上折拒和，参加“公车上书”。

同年夏在康有为创办的《万国公报》任撰述和编辑。

1897年与梁启超、汪康年等创不缠足会于上海，任董事，并为《时务报》等撰写文章，主张“尊君权，抑民权”，意在变光绪帝为有绝对权力之皇帝。

1898年春与梁启超等联合两广、云贵、川陕、浙江等省举人上书，反对租让旅大给俄国。

同年3月参加康有为等创立的保国会。

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协助梁启超创办《清议报》。

次年代梁主持该报，撰写320余篇宣扬保皇的文章，提倡学习日本维新，增强国力以救亡。

曾代理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校长。

义和团运动兴起时，诬蔑起义群众为乱民，支持“东南互保”，号召南方督抚镇压义和团，起兵勤王，实行南北分治，要求各国合兵迎光绪复位。

《辛丑条约》签订后，又为国权尽失、利源尽夺、无复和平、中国政府充当列强傀儡和奴隶，而感到忧愤不已。

1902年任《新民丛报》撰述，1907年任政闻社常务员。

1913年在康有为创办的《不忍》杂志任编辑。

后充任冯国璋幕僚，“相与谋倒袁”。

1915年2月25日死于上海。

张国溶（1879年—1943年），字海若，湖北蒲圻（今赤壁市）人。

清朝及中华民国政治人物。

张国淦的弟弟。

张国溶小时候随父亲住在安徽芜湖。

1902年，他和哥哥张国淦于同科中举。

1904年，张国溶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不久奉旨留学日本法政大学。

1908年，他归国回到湖北，出任汉口商业学堂学监。

1909年，湖北咨议局成立，他任副议长。

任内，他和议长汤化龙等人发起成立了汉口宪政同志会，他任副会长。

在国会请愿运动中，他积极联络君宪派人士发动各省派代表三次到北京请愿，他也亲自参加请愿。

武汉革命即将爆发前夕，他经陶德琨介绍，和革命领导人刘公进行了商议。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军政府成立，他任政事部编制局局长。

后来该局升为部，他任部长。

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后，他曾经和马鸣骞受汤化龙委派充任代表，但因为遭到反对而未出席。

后来他到北京，任礼制馆评议员。

他还曾任宪法研究会委员、国会众议院议员、政事堂参议。

1914年，袁世凯解散了民元国会，召开约法会议，他任约法会议议员。

他获授中大夫、二等嘉禾章。

1919年五四运动后，他脱离了政界，在北京通过卖书画为生。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方面拟请他任要职，他遂在报纸上刊登自己的讣告和遗照，诈称死亡，以避开日本方面的邀请。

1943年，张国溶病逝。

1914.5.28-2005.12.23，原名匡一，号“九一”，斋名笔帘留香处、五金屋、二象室、夜吟馆。

江西修水人，生于安徽安庆。

黄庭坚三十二世孙。

五岁学颜、柳字贴，诵诗词。

后学“二王”书。

早年师从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王力等学界名宿，我国著名成就的者、教育家、书法家。

他涉猎广泛，博览群书，在古文字研究、诗词创作、书画篆刻等诸多文化艺术领域都有着独特建树，被学术界称为“黄绮文化现象”。

尤其在书法创作方面，独创“铁戟磨沙”体和“三间书”，“铁戟磨沙体”开创出“雄、奇、清、丽”之“中国北派书风”，“三间书”兼容并蓄，凛然独步，深受国内外书法爱好者的喜爱。

1942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院，攻读古文字专业。

1944年9月在昆明简师任教，1946年9月在安徽大学中文系任教，1950年8月在张家口工程学校任教，1951年3月在天津津沽附中任教，1951年8月在天津津沽大学任副教授，1979年12月在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任教授，1981年调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

1988年任政协河北省第六届常委。

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3年，被评为“省管优秀专家”。

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2002年当选为河北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名誉主席。

河北省社科院顾问、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研究会理事、中国训诂学会学术委会、河北省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北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理事等。

2005年12月23日17时，因重症肺感染、呼吸循环衰竭医治无效在石家庄逝世，享年91岁。

思越人·奉题黄绮兄词稿（丙戌五月） 罗庸 瘦石寒松带水云。每从枯澹见清新。分明半幅倪迂画，未许秾芳笔下春。 神散朗，骨嶙峋。冰弦移柱倍酸辛。人间岂有埋忧地，试典冯夷问海滨。

我和黄绮老友为金石文字之交行二十多年了。这金石之交的涵义，倒不仅局限于都有金石文字的爱好，更由于经历了颇不平凡的凄风紧雨而心颜未改。我们还有一点共勉的志趣，就是相约不愿做“书奴”和“词奴”。有时就被人误为“别调”或“异端”似的。我没有用自谦的借口，推让给蜚声词坛的耆宿们为之作序，而径然承担任务，或许就因为这点情绪的鼓舞。 词，应该说是唐宋时代出现的新诗，词的形式和意格后来随着时代而变动着，譬如她的音乐性，后来的填词家就很淡漠了。在格律上，又打破了习惯于五七言律绝的格律，填词家不得不就范于词律。就意格而言，象苏、辛、陈、陆，雄放恣肆，欧、晏、姜、张，清空婉约，不过发展到元明，已成颓势，虽然由于朱彝尊、张惠言力挽余波，但态势既成，很难再出古词家的牢笼。颇负—点勇气的郑板桥，书法和词格都不愿俯首前人，使乾嘉时代的选家，十分排斥他，认为不是倚声正格，可见创造者之难于举翼。 黄绮同志，写字和填词，是有一番勇气的。象许多词家一样，他也有过模仿的痕迹。这足每个词人必经的过程。诗人从年轻的时代起，就遭逢不幸，过着国破家亡、没宅浮家的生活，流徙辗转的生活激浪，把年轻的诗人冲到国统区的后方，生活的波涛，逼着他认识社会，接近人民，无法锁在书窗下做一个莫谈国事的大学生。人民的苦难，反功派的罪恶，大众化的语言，陶酿着这位词人的性格。诗人仰首夜幕和星空，经常发出绰约隐讳的词语，但也看出他在整个三十、四十年代中，运用各种寓言和寄托，写出了他的深切感受，在他的词笺上，濡染了多少辛酸和伯痕。 …… 春去依依三月恨，江流滚滚千家别。似今宵、星火乱孤城，看明灭。《今如昔·满江红》 在青年词家经受着“鼯鼠啼溪畔，风雨惊木末”的严冷岁月中，他向往着另一片新天地，在《归国谣》中，就流露出深情的向往和憧憬。 今夜月光堪掬。是我望乡遥目。月自识多情，为暗九衢灯烛。追逐。追逐。梦到人间西北。《上元·如梦令》 其心情是何等迫切，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终于没有进入解放区，只留下一片心曲于词上。读了黄绮老友的词，我以为他还是一个“传神写照”的能手，他词中的形象，真切而 生动，数笔勾画一个少女，简直呼之欲出： 幼妹含羞意。双靥点红偷眄睨。面藏阿母衣缘里。《新岁乡俗·蝶恋花》 写幼女的腼腆羞态，真是极尽情态。诗人总是多情的，词集中也录取了一部分恋情词，那是诗人青年时代的踪影片断，不可忘怀的青春记忆，虽然有时也只是“衣香鬓影太匆匆”的一现，也会被诗人抓住，留下永恒的温馨。 听。草上春眠梦亦青。相知处，休说与黄莺。《青·十六字令》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追索作者的情之所钟和恋之所系，来为李商隐式的无题强加注脚。我们丰要是欣赏作者的词采，感受他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所经过的青春忧郁和欢乐，纯真和炽烈！ 读了作者的词，我发现他是既能雅言，又善俚语的，“更将残瓣洗胭脂”、“红袖波中人隐约“，句法典雅而妙能出新；其以俚语入词者，“剩有女儿灶里藏，抢去抵租米”（《死活·卜算子》），“挑粪汉没生鼻子，推车夫没长耳朵”（《下情·沉醉东风》），好似苏东坡所不屑的“村语”了，所谓“街谈巷语皆入诗”，也能为作者用得妥、用得活。有时雅言俚语并举： 怜故土，砸圆盆。黄花移活竹篱根。西山暮绕残红水，秋雨马嘶冷国魂。《住龙泉镇司家营·鹧鸪天》 我认为其雅处不失为隽语，其白处老妪能解，这使我又想到作者为这两编词曲集的命名，来妄推一下诗人的立意。在古词中，韦庄曾有凋寄《归国遥》词，而词牌中亦有《归国谣》，作者舍“遥”取“谣”，是否即有以俚语入词的谦意，作者的《无弦曲》，怕也不仅是推演陶渊明的“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拿无弦琴陶写性灵，以为作者的自况吧？这是否表明诗人不愿永拨陈曲，在追谱所声？当激越的时代浪花击荡着这位敏感的青年诗人时，他不满足于旧曲牌的约束，而顺口谱曲，以探索新的程式。当现代新诗的韵律感和隽永性都不强的情况下，这位青年诗人似乎就有一种抱负，而从三十年代开始，就迫切地为灵感的升华寻求形式，上下求索，出现了他的《无弦曲》，和他的书法要自出机杼一样，学于古而不背乎今，用力气地学习传统，而又力图突破之，他的坚韧，他的勇气，不正是词林中难能可贵的—家吗？ 王学仲 一九八〇年清明节

回忆起来的话——为《归国谣》（词）、《无弦曲》（曲）代序 黄绮 词就是诗，故称诗余，不过它是长短句，而且在格律音韵方面比诗要讲究些。 五岁时开始学平仄四声和对对子。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没有人告诉我哪些好，好在什么地方，而自己就喜欢“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一类句子，很快上口能背诵。清明节，父辈常带我去山谷祠（在安庆山谷祠街）祭祖，焚香烧纸，户尊族长对我说：“山谷公七岁能诗，你也应该学作诗。”我记住了这句话。稍长，去我的住在乡下的外婆家，坐民船（民间用的木船），经过大龙山（山较出名），我不自觉地脱口唱出“欸乃（船夫摇橹声）一声见大龙”的句子。我的二伯父说：“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韵味。”当时我不知道这两句诗的出处，问了伯父才明白。 我小时候读过私塾，但没有从过名师。私塾里有一位姓许的老师，给我讲解《千家诗》里黄庭坚《清明·七律》的“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两句，当时我们用的是一种极恶劣的木刻本，“雨”字错为“两”字，许教师讲：“雷雨后草木潮湿，两支脚踩在草上感觉到柔软。”回家，父亲检查所学的功课，我背诵到“两足郊原草木柔”时，父亲狠狠地问我“你学过对对子没有？‘两’能对‘雷’吗？”关于我念书的事，父亲从没有训斥过我。读大学时，先后才选了陈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刘文典先生的“温（温庭筠）李（李商隐）研究”，朱自清先生的“宋诗研究”等等课程。北大清华到了西南联大时（南开没有中文系），教授们常常“唱对台戏”，比如北大罗庸先生、清华闻一多先生都读过唐诗。学生们喜欢品尝同是一样的鱼肉经过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各有其独特处。我读的是语言专业，也选了文学组的课——语言组的学生选文学组的课，需要系主任批准，当时系主任是清华朱自清教授，他给了我照顾。西南联大系主任由北大清华两校教授轮流担任——我想要在文学方面成一个“美食家”。 待到读诗词专集时，诗读李白、杜甫；词读南唐二主、李清照、辛弃疾以及纳兰性德。专集逐渐加广，读完一家，摹拟几首，不管摹拟得似与不似，都大胆地试着写。把摹拟当做练基本功。但只能在一定的阶段可以这样做。直到芦沟桥事变，我下决心将摹拟之作全部焚烧了。随着时代的变异，过流离生活，要从头写作。第一首我用了词牌《归国谣》为题，“归国”取“日寇侵占我国之领土必将归还我国”之意。 到昆明复学，全国语言文学大师集中在西南联大，教师们研究语言的兼通文学，研究文学的又擅语言。我受他们影响极大。我写的诗词请教他们哪一位都行。游国恩教授看见我在参观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某教授昆明山水画展后写的词中有“江山有我才堪画”句时说“这是很好的爱国主义警句”，游先生在课堂上还以此句举例赞扬。我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生任助理时，和闻一多老师、朱自清老师住在一个楼上，朝夕见面，闻先生见我写的“离怀亲病犬，贫意护饥鹰”，他说：“有老杜之沉郁”，大概是指上句说的，我即时补说了一句“老杜无我之激扬”，意指下句。闻先生说：“我不主张青年人写旧体诗词，但我不反对你写。”我记得闻先生说过：“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写的《广土》词很有侠气。”他非常欣赏“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我把我在昆明中学兼课时一个学生抄写我的词集请闻先生看，闻先生对学生一贯负责的精神令我敬佩，他非常认真，在我集子里用朱砂红笔加圈（此集解放后我送给我的学生李凌）。罗庸教授曾我填词代序（手迹尚存），推荐当时有正书局出版，后因集子中多有时忌语，未能付梓。朱自清教授多次在谈话时提到我写的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词句“九天另为分昏晓”。我喜欢白石和碧山的咏物，写过咏荷词，题为《为翠湖荷花写》，调寄《一萼红》，我的导师唐兰教授说：“既空灵脱俗而又不是谜语。”他用昆腔哼哼起来。读中文系三年级时，有幸得见当时词曲大师吴梅教授，我手抄两三首长调向他请教，他用了据说是丁母忧时蓝色印的八行信笺写给我一段话：“大作浑灏清空，锲而不舍，可入稼轩堂室”（文革时，此手迹丢失）。抄写的词可能是摹拟之习未除的作品。 毕业后，留校工作，写过一些艳词，女同学拿到女生宿舍，传抄背诵。牵动了感情，她们在宿舍里炖排骨汤约我去喝。 曾有人怪我不写“白话诗”。“白话”我喜欢，辛弃疾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不就是宋代的“白话诗”么？至于我们现在完全抛弃了中国汉语特有音韵美，文不文、诗不诗的创作，连文人一般都不懂，不知所云，实在不敢恭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试让“旧瓶”能膨胀能缩小装“白话新酒”，按曲牌写了些小令，称之为《无弦曲》。曲牌声韵接近词律的更爱填写。我与词曲家的传统观念不太一样，认为曲也是诗。用白话写的，就算是我的“白话诗”吧。 罗常培老师给我们学生讲“古音研究”课说：“你们五十岁前不要忙着出书，书出来，插在图书馆书架子上要永远拿不下来。”时隔半个世纪，言犹在耳。现在不可能得到罗先生的许可了，印了《归国谣》（词）和《无弦曲》（曲）合集，能不能上图书馆的书架子还不得而知，至于拿下不拿下更是以后的事。多虑，自己知道羞愧。 一九九五年十月写于石家庄夜吟馆

词曲是长短句的诗。我喜欢这种形式，青少年时期常有写作，反复吟诵，最易上口，以之代替音乐歌曲。 我在六岁时，开始学对“对儿”，“红花”对“绿叶”，“红日”对“白云”，多次得到家里大人的夸赞。以后逐渐由两字对增加到三字对、四字对以至五字对、七字对。过了不太长的时间，又要在对字的字音上加以讲究，就开始学平仄，当时的学习方法叫做“呼平仄”，所谓“呼”就是跟着大人顺口念平上去入。我家乡安庆方言有五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就能任人拿出一个字来而“呼”得很准。 在这个基础上，我读《千家诗》，似懂非懂地背诵。读多了，顺着上下文义作比较，理解的能力因之慢慢提高，自己对诗的爱好更加深了。 入初中时，读《唐诗三百首》。偶尔写几旨，作为一种“作业练习”，交给老师看，老师鼓励我写。但初中、高中都赶上当时的“会考”，不敢在写诗词上多花时间和精力，写得不多，现在也都忘了。 “七七事变”起，我大学尚未卒业，流离于湖南、贵州。在贵阳住了将近半年，从行囊中检出《宋六十名家词》，详读—过。先是读完一家，仿写一家，仿作保存一段时间，检验自己有无进步，然后开始写“自己的诗”。从离开放乡时写起，用了“归国谣”的词牌。我赋予“归国”以两个新的意义，一是日本一定要归还我的故国：二是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能归故乡。提起笔来，一气写成十首——这部选集里选了三首。现在正好拿“归国谣”作这个选集的名称，以示当日似有所逆料者。 此后，我自己定了一个主旨：“摆脱摹拟，不居人后。”我认为不同风格的诗，好象各个人的面貌一样。天下绝对没有两个西施，纵使西施有孪生，也必有不尽似处，至死不做使人见之欲呕的效颦人。 到昆明复学，学语言文字专业，于诗道较远，但课余写作更多，我是坚持一条“经常工作的业余、业余工作的经常”原则而写词的。 好用“白描”手法，不愿用典，常得前辈吴梅先生的鼓励。先生住昆明，抱病，喑不能作大声言语，用仿古信笺写了这样几句话送给我：“大作浑灏清空，兼擅厥长，锲而不舍，可登稼轩堂室。”我记住他的“锲而不舍”这句话，胆子更壮了，意志也更坚了，于是兼选了文学组的课，选学了朱自清先生的《宋诗研究》，闻一多先生和罗庸先生的《唐诗》，刘文典先生的《温李研究》，陈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大学毕业留校，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帮着闻一多先生整理《楚词校补》，同时把《全唐诗》读了一遍。广闻讲授与多面阅读相结合，思路开阔得多了。有人说我写的词，能不避市侩语、才子语、冬烘语、壮士语、痴汉语，一洗“载道”的恶习。这些话可能反映了我正在努力打破全唐两宋诗词人的老框框。是否能彻底打破，当时不敢过于自信。 爱祖国河山，写了不少的山水词；年少飘零，抒发了不少的离怀别绪；对大后方的白色恐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为；向往解放区的心情，用了比喻和梦想的说法来 寄托；其他如爱情，也大胆而细腻地写了一些长调和小令。如：《村居有感》（玉楼春）的“开窗还欲更推墙，坐看山河情不伪”；《乞居》（临江仙）的“离怀亲病犬，贫意护饥鹰”；《寻真》（鹧鸪天）的“一心欲壮偏宜夜，万物看成独爱春”；《荒村》（鹧鸪天）的“忽闻瘦马嘶风苦，独忆长征一世雄”；《眸子》（虞美人）上半阕的“愿抛骨肉得群亲，没世不求羽化乐为人”，下半阕的“此中自可达真情，独见艳阳分暖万花争”；《地载》（虞美人）的“此身地载不他劳，来去竟逢怒眼若藏刀”；《广土》（蝶恋花）的“杀尽百僚须大醵，脱身笑入人群去”。等等句子，刚刚脱稿，就被最知己的同学抄去。在当时，有的词曲，是不敢公开拿出来的，如：《寇至》（生查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的逃跑主义，以及《无弦曲》中不少讽刺和指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小曲都是，零篇分散地夹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破旧书里保存下来了。罗庸先生曾经劝我出一个词集，并且为我填了一首词，他亲手把这首词装订在我的词稿前以代序，那时怎么有可能付印呢？罗先生未免有些书生气。 词，是由“七七事变”开始、到大学复学以前为止的第一阶段和大学复学以至研究院读书的第二阶段所写的作品里选出的；曲，是在日本投降后直到我的故乡即将解放时期所 写的作品里选出的。词多曲少。由填词到写曲，是有个探索过程的。常常听说：“病走原道儿”，在洗手不作旧词以后，没有几年的工夫，又犯了老毛病，肚子里憋得很，真是有点儿难受，不得不说，说出来还想求得“形美言微”，于是只有唱唱老调儿，写了一些长短白话的句子，有时更夹杂了方言俗谚以及外国语在里面。只求顺口，念出来，唱出来，能听懂就行。在每首题目下，仍依填词旧例，赘上一个牌名，让它似曲非曲，因此，曲集题名为《无弦曲》。旧瓶装新酒，酒昧恐怕要变。但自知犯大不韪，亦是无可奈何。找“形式”的出路，仍是次要的吧。 选的词曲，特别是词，都是青年时期的作品，写了我生活史中的一个片段——时隔三十多年，甚至四十年以上了。现在把它整理选些出来，仅以帮助回忆我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