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年才弱冠，曾游飞来寺，识无尘上人。今宦游湖海廿年馀矣，之官楚湘，重过山门，高僧如昔，而古刹倾坏，感旧兴念，因为留题。

虞注杜律。余自少日。每疑其托名于伯生。持此论久矣。近见成沧浪集抄本所载。以为虞注杜律。嘉靖间。太原守济南黄臣与山西监察御史浮山穆相重刊此书。黄自为跋。其略云余读麓台诗话西涯论虞注。必非伯生之作。余游都下。偶获一本。名曰杜工部律诗演义。实与虞注不差。序称元季。京口进士张性伯行博学早亡。乡人悼之。得此遗稿。因相与合力刊行。余得之喜甚。欲以其书告西涯。会其卒而未果。此书至今以虞注行。据此则此书之非伯生。古人已先我而疑之。况有黄跋之明證耶。张性元人也。伯行与伯生。音相近而早亡。虞道园则元时之大家也。故遂以虞注见称耶。

徐生论诗主元胎，盖驼庵所谓生命力也。或曰：“徐一狂生，自谓二十世纪十大诗人，必与其间。”余向于北京何白家见徐生自印之胡马集，略翻数页，知其言之不虚也。徐生之论，余虽偶有不契处，然此不契处在乎生命之极则，不在乎诗咏之间。故今日诗坛之牛耳，自为徐生所执。至若生命之坛，则彼亦无安顿处，不敢推为盟主矣。夫人之于生命，不外二端。曰“欣赏之”，曰“观照之”。欣赏缘“情”，观照属“性”。或以情汩性，或以性统情，或摄性情于一心，或性情各成独立。而以性统情，是余之所推也。如近代名家，马蠲叟之诗则以性统情，顾驼庵之词则摄性情于一心，王静安之作则性情各成独立，而以情汩性者比比皆是，更不足道哉。今徐生之于生命，深能欣赏之，深能观照之，唯性情之交涉处，是其所浅。此亦道不相同之语，非敢责备于能者也。初读诗话，欲自作诗话以驳之。读竟而此心亦渐息，惟余一绝，聊以识之耳。翌日又及，世多以徐生为儇薄无行。而徐生尝自言：“我从十九岁开始就是一个坚定的反道德论者。”又云：“情感是生命的唯一意义。”观此，则知余之不契所由兴也。或谓徐生诗作皆假古董，洵非知言。盖徐生诗文之间隐约流露者，皆现当代西方之思想，实与中国传统之精神迥异。此余前所谓之生命之极则也。昨日偶读萨特事，感慨于斯人之混乱矛盾，又觉徐生诗话之庄严与其为人之儇薄，有类乎是。余与冬冬论此人，以为其实一名士耳。温诘之。余曰：“名士者，有修养之纵情者也。”温曰：“袁枚其名士乎。随园食谱何其妙哉。”余曰：“此正有修养之纵情者之明證。盖贪吃则纵情，精于贪吃则有修养之纵情也。”古人谓易无体，而以感为体。马蠲叟为下一转语曰：“唯诗无体，而以感为体也。”故徐生极工于诗者也，亦极无体者也。故其所谓诗之至境，余不能然之。然所谓至境近乎形而上，而于形而下之诗论，则多契合。惟其證道者之所争，特在此无迹可求之间耳。其然乎？其不然乎？除夕前一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