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运在常州派词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重、拙、大”之说，“清季四家”及其同路人均奉以为圭臬。《词话》亦云 “余夙服膺‘重、拙、大’之说”，但更参以己意，将此说发挥得淋漓尽致，先生指出：“如何始能臻此，盖有赖于用笔也。”“重，用笔须健劲；拙，即用笔见停留，处处见含蓄；大，即境界宏阔，亦须用笔表达。”

先生认为戴叔伦《转应曲》（边草）、薛昭蕴《浣溪沙》(倾国倾城恨有馀）二词，以及韦庄“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二语，“重、拙、大”兼而有之，吴文英《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气贯、笔重，意拙而境大”，陈其年《贺新郎·赠苏昆生》“慷慨苍凉，笔力重大，富有重拙大之境界”，陈述叔《风人松》“重九”及“甲戌寒食”两词，“语淡而情苦，合重、拙、大为一手”。

先生对“拙”的理解，尤为深刻，谓“拙义有指辞句者，有指意境者。辞句之拙乃朴实而不纤；意境之拙乃真挚而不饰”。要能“拙”，“必须先有内在诚笃，次则在乎平日涵养”，又云“拙之一道，有刻意求拙，有自然见拙。刻意求拙，仍是初地；自然见拙，水到渠成。凡务纤新、轻盈、奇涩、险幻皆非拙也”，是以“拙字不能貌相，有极瑰丽亦可称拙，有极平淡亦可称拙”。《词话》举出晏几道“真个别离难，不似相逢好”，周邦彦“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辛弃疾“十分筋力夸强健，只比年时病起时”为例，说明这些“不假雕琢修饰，但真切而实在”的词句才是真拙，而吴文英之“檀栾金碧，婀娜蓬莱”八字乃呆滞而非拙也。

用笔能“重、拙、大”，方臻“沉着”之境。“沉着”一语，《词话》中无虑数十见，如云“沉着秾挚”、“沉着秾厚”、“沉着浑至”、“浓厚沉着”、“气势沉着”，可知其在先生心目中之位置。

先生对王氏之说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与叶恭绰一起，在“重、拙、大”后面补足一个“深”字。叶恭绰曾致函先生曰：“来书有‘境深笔重’四字，与愚向日主张相同。”又云“昔人所谓‘重、拙、大’，鄙意欲加一‘深’字，庶成全璧”。

《词话》云：“词至北宋始大，至南宋始深，至宋季始极其变。”又云要“避俗取深”，“臻于深妙之境”。先生强调指出： “抒情之作贵乎深；不深，则尽人皆能共言，而非一己所独特所有。” “深，使人玩味不尽，真使人有同一感受、真切。”他举温庭筠《更漏子》、晏几道《鹧鸪天》、贺铸《捣练子》等词为例，云“唯其‘深’，故语不妨尽，尽反见情味无穷”，并称温庭筠为词家中“以深取胜”者。所谓“深”，除了在本书中提到的“思路深”、“体物深”、“感情深”、“寓意深”、“意境深”、“感慨深”等应有之义外，更重要的是，如徐晋如所指出的：“宣导一个‘深’字，这样，就把词的婉约变成了深婉，也就更耐咀嚼。”深婉是词体有别于诗的主要特色，先生作词评词，极重“深婉”，谓词要有“深婉不迫之意”，如晏殊“善以平淡之意境为深婉丽句”，少游词“自然处往往不甚着力而深婉含蓄”，贺方回《捣练子》词“情意深婉”，纳兰性德悼亡之作“真挚深婉”，蒋春霖《木兰花慢.江行晚过北固山》词“婉约深至”。评弟子崔浩江《紫萸香慢》词亦云：“一结深婉。”此均以至道示人之语，学词者宜宝重之。先生于“深”字之上再补一 “真”字。涉及“真”，似是老生常谈，而先生却有独得之见：“要达到真、深之境界，平日须陶冶性情，体事状物，沉潜独往，与一己之感情合一，有一己之见解，下笔时自然物我交融，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即内在感情与客观事物浑成一体，或由内而推及外，或由外而反映内，词自深挚真切感人。”发自心灵深处之真，方为真真。

理解“重、拙、大、深”之说，就可以理解先生“神致务求沉着深厚”的用意了。

​（本文节选自《朱庸斋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