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一生，言传身教，在“为词”二字而已。分春馆门人从师问学，目的也很明确，只是学作词而已。

学作词，第一步骤就是“摹仿”。

《词话》云：“初学者当从摹仿人手，然后变化，先专精于一家，然后融汇各家，建立一己面目风格。” “摹仿”，是最有效的学习手段，是所有文艺门类初学者的必经之途，未经这一步的，在行家眼中，只是徘徊于门外的“爱好者”而已。吴宓 云：“文章成于摹仿，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 节节规抚，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逐渐变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摹仿而出者也。”“摹仿”，宜取法乎上，先难 后易。不要以为浅近的易学易写，便随意仿效，草草而成；一成习惯，则难以自拔，再也不能深人古人的堂奥了。一入手就要“摹拟”古代的佳篇，只要是第一流之作，都可以作为范本。以庄敬之心，逐字逐句体味词人的用心、作意。在这过程中，特别要尊重“词”这一门类固有的程序规矩，不应逾越。大量读词，慢慢掌握格律以及典故、词汇、句式、章法，然后 才试行仿作。先是字摹句拟，“摹拟”前人名作之内容、词句以及用笔等各种技法，经过一段时间，然后就“不斤斤于字面摹拟”，而仿效词人之整体风格。《词话》指出：“研究作者写作手法与风格。取大家或有代表性作家作品，排列比较其手法独特处、风格不同处，谁易学，谁难学，然后取自己性近者、易学者先学。”先生词集中有“用清真原韵”、“依白石原韵及四声”、“拟梅溪”、“用碧山韵”、“拟遗山”、“和元遗山”、 “拟忆云”、“步述叔韵”、“拟海绡翁”等题，均先生“摹拟学习”各家风格、神理之作。数十年间，于己则学而不厌，亦以此诲人不倦。

先生以“学古”为学词的主要途径。“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拘限”，“学古而有我”，方为真正的学古。《词话》云：“学词之道，先求能入，后求能出。能人，则求与古人相似；能出， 则求与古人不相似。倘能出人自如，介乎似与不似之间，既不失有我，复不失有古，方称能成。惟其不似，是以能似，所谓善于学古者也。” “凡善学古人者，无论学何派何家，必不完全仿效之，只须学其局部，从而发挥以成自己之整体。晚近学词 而有成者大都如此。其学古人在似与不似之间者，亦未尝不遵 此途径也。”先生自言“远祧周、辛、吴、王，兼涉梅溪、白石”，上句自是沿袭周济之论，下句却是先生独得之秘。笔者学词，亦随此途径摸索，然天赋与先生有异，故为词之风格亦不尽相同。

学作词步骤则宜从晚近及清人入手，《词话》云：“当自流溯源，宜从清季四家始。” “盖以唐宋年深日久，时移世易，物异景殊，以其时之字词句意，实难写当前之事物。彼四家者，去今不远，状物写景，抚时念事，涵泳两宋，机抒别出，面目多方，而法度俱见也。” “词至清季，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内容充实，运笔力求重，用意力求拙，取境力求大。”清季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四家，创作技巧之高，固然可为范式，更因时代接近，情感上较易产生共鸣，较易得作词之法，较易有成。宜先精一家，深入体味，规模取法。通过学王鹏运， 上追碧山、东坡；通过学郑文焯，上追白石、耆卿；通过学朱祖谋，上追梦窗、清真；通过学况周颐，上追梅溪、方回。尔后由清人再上追两宋，遍参诸方，以期自成面目。“专精一家， 融汇各家，自成一家”三个过程，须循序渐进，若一开始即学唐、宋人，以“取法乎上”自诩者，到头来可能是优孟衣冠，难得正果。是以学唐、宋人与学清人，两者虽时有先后而并行不悖。 ，

先生指出，学词，须天分、学力、功力三者兼备。《词话》 云：“作词一须天分，二须学力。有天分者，性灵自然流露，易于出笔，情致必佳。然天分不可恃，中年以后，日见其衰， 或累于俗务，或时移事迁，故须辅之以学。”又云：“小令尚可凭情致、性灵、巧慧见胜；长调则非具有功力不可，尤须博学，与诗文汇为一流，不然则纵有句篇，亦难称巨手。”天分是与生俱来的，不可力致，而学力与功力则须长期学习及实践方得养成。初学者应多作写作练习，增强切身感受，丰富自己的语藏，掌握基本的写作技巧。分春馆诸弟子，尽管天分、学力、功力有别，但只要谨遵师教，循序渐进，皆有所成，可为明证。 学力与功力，须毕生修持，与时俱进。

当代的文化人，尤其是讲授、研究古代文学的大学教师， 也应尝试写作诗词。如果没有创作经验，缺乏感性认识，则如雾里看花，不知个中情味，所谓研究，也只能是掠影浮光，难以探微索隐。不关注、不实践诗词创作，对于研究者自身来说，无疑也是一大缺失。

（本文节选自《朱庸斋集·序》）